独具一格的管理策略
浙江实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在“南三行”或者说在整个上海金融界都可以说是别具一格,这也和总经理李铭的管理方针是分不开的。 李铭是一个 很崇尚实际的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绍兴人的精明、重打算的特点。他强调,办银行不在机构多和职员多,关键在于是否能赚钱,尤其是能赚洋人的钱。就是这种经营思想支配着浙江实业银行的方方面面,大事小情。
浙江实业银行的支出要比其他的银行少,李铭、陈朵如以身作则。可想而知,浙江实业银行初期,其资本在上海华商银行中也只能算是中等的规模,在“南三行”中,无法和老牌的兴业银行相比,就连“小小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是不及的,崇尚节俭是十分必要的。 在浙江实业银行成立的前几年,行内是没有汽车的, 总经理李铭一直乘坐的是自备的汽车,陈朵如及以下的各分行的经理、 副经理都是以人力车代步, 有的甚至连人力车都没有。 据说有年老的董事想自己购买汽车, 但要求银行支付司机的工资和汽油费。 而浙江实业银行也不破例,发放车马费,让他们乘坐出租车。
到了后来,银行的资产增多,才购买了一辆供李铭乘坐。直到战后,总行改变体制,改总管理处为总行制,下面设了二处四部,这样才配置了两辆轿车和一辆接送职员的大客车。
住洋房的也就是李铭一人, 行内的员工多是长袍一件,很少有西装革履的。 在外面花天酒地的人也很少,只有上海分行储蓄部经理陈客百,偶去舞场。 信贷部经理于叔腾在外交友 很广,常去“会乐里”,此人后来因盗窃银行财产被捕。其余的都能洁身自好,在十里洋场中,浙江实业银行能树立这样的风气,真是不可多得。
浙江实业银行职工队伍很精干,人员也很少,在华商银行中也是典型。最初银行只有200多员工,在后来的组织扩大,机构增加后,包括仓库人员在内也不过480名。浙江实业银行很重视职工的素质。 成立伊 始,雇佣的练习生占了银行人员的70%以上,都是经过严格的考试后择优录取,考试制度比较完善,分为笔试和口试,分正取和备取两种。 银行负责给练习生提供膳宿,每月发放津贴。
不仅是一般职工, 浙江实业银行高级职员数量也非常有限,且一般不从外面聘请,大多都是从本行普通员工中挑选优秀者提升的。机会均等,让职工在工作时更有动力。行内裙带关系甚少,不重情面重人才,全行的员工中几乎没有李铭的亲戚。因“七君子事件”名噪一时的经济学家章乃器最初只是一名小小的练习生。后来他刻苦钻研,在实业上有贡献,在理论上有创见。 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 包括会计制度和银行“报单"制度,得到李铭的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提升。无独有偶,孔绶蘅也是从基层的练习生开始的,每月仅5元报酬。他工作勤恳,逐步升为金币部的会计、经理,在二战期间冒险经营瑞士法郎,而被美国报界称为“瑞士法郎之王”
在机构设置方面,浙江实业银行在同规模的银行中,分支机构最少,只在上海、杭州、汉口开设分行。在上海的金融界,人们喜欢将浙江实业银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 行相 比较,这也难怪,陈光甫的分支机构遍及各地,人称“地毯式”经营;而浙实机构从简,即便是在鼎盛的时期也不过是二处四部,同行命名为“宝塔式”经营。更有意思的是,李铭和陈光甫也 相互调侃,李称陈的银行“乱哄哄,像商场”;陈说李“馥荪办银行是绍兴人的小气派"。
很多人提出在众多的浙江银行中, 浙江实业银行可以居“第一”而无愧。 李铭虽然很爱“第一”,但是在他看来无论如何浙江兴业银行设立比浙江实业银行要早得多,经过与浙江兴业银行的董事长、同 时也是浙江实业银行董事徐寄颇相商,徐慷慨地认同了李铭给浙江实业银行易名的想法。于是在1948年李铭将浙江实业银行更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
民国时期是中国金融业的大发展时期,银行的商办是一种潮流或者说是一种时尚。浙江实业银行多次易名以及体制的转型更是体现了这一特色。 华商银行参与市场分割,击破外资银行的垄断更是同人的骄傲。浙江实业银行毋庸置疑是华资银行中的佼佼者,它对外交流广泛;把握机遇,敢为人所不为。 对内管理严格,倡节俭重效率,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在经营上独树一帜,其注重服务的理念,为未来着想的长远眼光,相时而动的改革政策,处处体现着一个成功企业的特征, 很多做法到今天仍然值得借鉴,不失为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奇葩,“第一”之称可说是名至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