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乱世,历尽沧桑
大陆银行是近代著名的私营银行资本集团 “北四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中的一家。作为最后一个加人“北四行"的银行,和其他三行相比,大陆银行可谓是经营风格最为稳健的,是近代商业银行的有力代表,它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大陆银行于民国八年(1919年)4月在天津筹备成立,总行设在天津法租界6号路(今天津市哈尔滨道)。 大陆银行取名大陆,含发展于东亚大陆之意。 那么它的成立究竟是处在怎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又是如何诞生的呢?首先大陆银行是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兴办银行高潮中应运而生的。
以欧战为契机, 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进人了另一个新阶段。:一战期间及战后的两三年内,英、法、德等国因忙于战争和战后的经济恢复,被迫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减小对华商品倾销规模,同时欧战所需军需资材,直接间接不得不仰赖远东地区的供应,再加上群众性的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爱国运动的环境,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有了长足发展的绝好机会,民族资本有了迅速发展,此情形必然刺激银行业对有关民族工业进行投资与资金融通,从而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
而就在银行业发展之时,中国原有的金融组织钱庄及票号由于不适应新的经济环境,渐渐地暴露出其弱点,发生变迁与衰颓,如钱庄经历了由倒闭、萧条到恢复发展的曲折过程;山西票号势力消失了,这就给予了近代银行业发展的机会与环境。北洋政府成立后,由于关、盐两税的绝大部分为外国银行扣留,而各省上解款项又很有限,不足以应付政府财政开支和军阀间混战的军费开支,不得不靠借债度日。一战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财政紧张, 北洋政府募集外债愈加困难,不得不转而举借内债。因为经营北洋政府公债和向北洋政府借款可获高额利润,这就促使人们纷纷热衷于创办银行。而当时军阀和官僚是最富和富得最快的阶层,他们为了具有更强大的经济后盾,更重要的是为了在失势之后仍然富贵,同时也为他们搜刮的资金谋求出路,很多都热衷于新式银行的投资,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产生了兴办银行高潮的现象。
大陆银行从1918年开始筹备到1919年4月成立,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可以说非常顺利。 时值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职,此时他看到由皖系军阀安徽督军倪嗣冲等人投资兴办的金城银行获利丰厚,不禁很是眼热,也想出资扶持一家商业银行,一面作为自己的“钱袋”,攫取高额金融利润,一面借此与皖系军阀相抗衡。他认定时任北京中国银行行长的谈荔孙是位不可多得的金融人才,于是就委托自己的亲信王桂林(谈荔孙的把兄弟)去说动谈荔孙,由冯国璋出资、由谈荔孙做“掌门人”,创办一家商业银行,而谈荔孙也感到任职国家银行难以施展自己利用金融资本从事实业的抱负,渴望创办商业银行,但缺乏资金,两个人一拍即合。
不多久,经过王桂林从中活动,不仅冯国璋成了后台,南京的军政要员、巨商大贾如江苏督军李纯、江苏省长齐耀林、江宁镇守使齐燮元、江苏省财政厅长俞仲韩,以及扬州的盐商贾颂平、丁敬臣都人了股份。与此同时,谈荔孙也在北京大力活动.把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副总裁张嘉璈拉拢进来。又通过冯耿光拉拢京剧演员梅兰芳先生人股。所以梅先生也认股一万元,成了大陆银行的第一批股东。谈荔孙以100万元股本实收50万元(实际上只有38万元),向北洋政府财政部申请注册。 张调宸建议取名华北银行,谈荔孙认为“华北”两个字有区域性,感觉有些狭隘,遂改用“大陆银行”申请注册。因为有冯国璋的背景,财政部对大陆银行股本实收的验资手续非常简单,随即颁发了营业执照.
大陆银行开业时,谈荔孙任北京中国银行行长,无暇顾及大陆银行的业务,便请出自己的学生曹国嘉担任总经理,负责日常事务。等到1920年4月安福系国会开会时,有人指责谈荔孙为中国银行行长又兼任商业银行董事长职务, 与法制不合,有公私不分之嫌。谈荔孙闻讯后,立即辞去中国银行的职务,专任大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大陆银行的资本来源主要为军阀、官僚投资。 初创时的大股东中,冯国璋既是直系军阀首领,又是当时北京政府的代理大总统,身兼军阀官僚双重身份;张勋是著名辫子军首领,时为安徽督军,也是兼有两重身份;张调宸曾在南京督军公署任职,时任北京掌门监督,是官僚。由于创办时军阀官僚资本占很大比重,大陆银行被称为“督军银行”.
从创立之日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19-1937年)为大陆银行的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内,大陆银行不仅完成了扩充股份、分支机构的创建,而且成功的拓展了业务。大陆银行从1919年到1930年共经过了四次增资。大陆银行创办后,经营有方,业务蒸蒸日上,当年做公债获利20余万元。 丰厚的利润是最好的广告,大陆银行一时博得众人刮目相看。谈荔孙趁机再发展,于半年后就将股份扩充到200万元,由于把辫子军张勋、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财政部次长李司浩、银行界的巨头钱永铭、吴鼎昌、吴震修等都拉人了股,200万股资很快就告满额了,这是大陆银行第一次扩充股份。1924年,大陆银行第二次实施增资扩股,将总股本增至500万元。由于大陆银行声誉卓著,利润丰厚,又在经营中循规蹈矩,深受社会各界人士信赖。冯国璋之子冯书安、冯家迁联合旧股东齐燮元、俞仲韩、王桂林,倪嗣冲等共同入股。谈荔孙本人也以年终奖金人股。1926年冬季,大陆银行第三次实施增资扩股,资本额定为1000万元,实收750万元,需增资250万元。不仅曾任北京政府内阁总理的颜惠庆和财政总长周学熙入了股份,谈荔孙自己又以年终奖金人股。大陆银行第四次扩股是在1930年,股本实收1000万元。 傅作义、颜惠庆;周学熙、南桂馨等都人了股份。南桂馨是山西政务厅和警务处长,又当过阎锡山的常驻天津的代表,所以他的加入大陆银行,就把山西晋帮官僚也带过来了。 通过这次增资,大陆银行进入其鼎盛时期,并迅速成为金融业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在增资期间,大陆银行稳步推进,渐次建立分支机构,这些机构随业务变化而变动。 先是以各大商埠分行为主干,再进一步遍设分支机构于各地,视地区的便利定管辖范围。为求发展,大陆银行成立之初,设总行于天津,以此为依托,进而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全国各大商埠遍设分支机构。到了1923年,为了适应时局,又顺应“军事上 北伐,经济上南伐”的趋势而将上海分行改为总行。这一领导中枢的南移,体现出大陆银行能审时度势,应变有方的一面。.1920年春,为了管理上的便利,在北京设立了大陆银行总管理处,而将天津改作分行。因 北洋政府定都在北京,为便于吸收政府官僚和北洋军阀的大宗存款,1919年4月大陆银行设立北京分行。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和天津一样为我国三大工商业城市之一,大陆银行正是看上了这一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于1920年3月17日,南下登陆上海滩,成立上海分行,并以上海作为基地,渐次向长江下游三角洲挺进.1923年1月4日,大陆银行汉口分行创建,至此,大陆银行完成了其在京、津、沪、汉四大商埠开设分行的计划。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吸纳社会游资,大陆银行在各分行所在市内商业繁盛区域设立办事处。为了宣传和扩大大陆银行在国外的影响和为广大莘莘学子服务,大陆银行又独辟蹊径,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 北京大学等大学校园内设立办事处,体现了大陆银行服务社会的宗旨。
从创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大陆银行的业务推进非常顺利。除了存放款业务之外,大陆银行十分注意新业务的开拓,包括开办各种储蓄、信托和仓库、汇兑等业务。 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以服务社会为宗旨、 扎实稳健为特点的经营风格。 由于经营有方,其业务有日新月异之势,发展迅速。 到了1936年,大陆银行的全行存款与中南银行相仿,仅次于金城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跨居全国商业银行中的第三位。这一时期大陆银行业务的连续发展,可以归因于几个方面:先是由于总经理谈荔孙以他经营新式银行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不畏艰难的魄力,事必躬亲,精心操持。其次是大陆银行经营稳健的同时又不断开拓业务。三是大陆银行在1922年加入盐业、金城,中南三家银行,与其组成了民国的“北四行”联合集团,厚集了资力、增强了信誉和竞争力。
1937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陆银行从动荡中走向衰退,盛况不再。 抗战期间,随着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和华中大部分地区被日寇占领成为敌占区,大陆银行原有总分支行机构所在地也相继沦陷。为了躲避战火,维持营业,这些分支机构不得不停业、迁移或合并,甚至于裁撤,而裁撒的同时却没有在西南、西北地区扩充机构,以致其业务日趋萎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华民族在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后取得了全面胜利,举国上下人心振奋,金融界在敌伪时期的苦闷心情一扫而光,代之以对美好未来的企望。 谁料抗战的创伤尚未痊愈,内战烽烟又起,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了全面内战,大陆银行刚刚经过痛苦挣扎继而又跌人了无底的深渊。
为了发动大规模内战,蒋介石集团滥发纸币,终于酿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当时物价的变动异常剧烈,人们趋于囤积居奇,市场虽然获得表面繁荣,但是民生凋敝,苦不堪言。在这种环境下,若是随波逐流,则所获利润多属于非法,若是过于守本分的话则开支庞大又难以为继。此时大陆银行仍然本着一贯的宗旨稳健从事,全面禁绝投机业务。在消极方面,以保全实力为主;在积极方面,遇到可以推进的业务必然斟酌再三后再施行。 在继续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的同时,国民政府搞金融垄断和严格的金融管制,大陆银行也被管制的奄奄一息,迅速走向衰落。新中国诞生后,在过渡时期的一定阶段内,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私营银行业对国际民生既具有有利的积极作用,又具有不利的消极作用。因此,国家对它们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大陆银行先是邀请公股董事加人,继而参加“北四行”公私合营,最后随着1952年底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完成,大陆银行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它三十多年的历史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