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实业银行的特色经营
浙江实业银行与其他华资银行相比较有不同的特色。业务面向外商企业和外汇业务,经营的规模和数量是其他的华资银行所不能相比的。在那个时期,外商行号一般不到华资的银行存款,这一局面的改善也是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发家”的过程。
老银行家孔绶蘅先生给他在沪上的老同事的信中提到过此事,他称上海分行的起家是很意外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外商并不是全部撤走的,因德华银行停业,德商和德侨无以立足, 只有宝隆医院的德国医生仍旧是照常营业。 李铭的好朋友是同济大学的毕业生,他的一个同济德籍老师就是宝隆医院的医生。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李铭和陈朵如经常到这里就医,因而熟悉了。这些医生的日常收人诊金因无银行可存放,就悄悄到浙行来寄库,不敢做存款,以免暴露。每天晚上在办公时间后,由一女子抱儿抱女前来,将加封的一包钱钞放人银行的库中。
对于这些钱,孔绶蘅老先生认为不仅仅是医生的钱,一定还有其 他德侨的钱。 到了1918年停战,各国的银行纷纷恢复营业,但德人因和约未订,仍是被视为敌方,其钱财也不能进人外资银行。这时,经宝隆的医生介绍,上海全部德商一拥而至,不仅到“浙行”存款,所有进出押汇都到了这里。 当时银行对他们以当地高利率计息(月息一分),他们也在所不惜。 这也不外乎两点,一是在他们“落难”的时候,只有“浙行”肯存他们的钱,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二是战后德国国内的物资缺乏,即使在任何重利下,他们在沪商人还是有利可图的。这样一来,分行的地位和资金飞跃上升,成为了总行的财源。
“浙行”组织了“金币部”,经营对象是通用金币的国家,有别于本国的银币。这个部一共只有三个人,一个是菲律宾的华侨,一个是胡济生先生家的亲戚,另外一个就是孔绶蘅老先生。人手很少,他们都自动加班加点的工作。到了后来虽然大部分的外汇出口生意都被外国银行以低利拉了回去,或者被同业所分散,但在相同的条件下,有几家德商顾念旧情,还是不走。与德商的来往,虽然是对外商银行的垄断把持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但是吸引英、美,法、日大商行来“浙行”还是力不从心的。李铭交游甚广,就任浙江实业银行经理之后,更是巩固发展和外商的业务关系。 李铭邀请一些有声望的人来充当董事,凭借这一层的关系来拉拢外商存款。他先后聘请德商德孚、谦信两行的大买办周宗良为浙江实业银行的董事。浙实先后与西门子公司(房东房户关系)、美最时洋行、礼和洋行、谦信药厂建立关系,进而发展到直接建立银行往来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浙江实业银行为新设立的外商企业上海毛绒场和上海啤酒厂等经办股票上市,同时也购人一些业绩和信用比较好的外商企业的股票、债券。这些企业主要是以英美为主的, 虽然李铭是在日本学习的银行知识, 但是他本人更是倾向英美派。 浙江实业银行斥资购买相当数额的怡和纱厂股票,对中和地产公司也进行投资,并从金城银行手中购得英商中国钢车制造公司的股票。
浙江实业银行投资外国债券并不是贪图利益,而是有一种长远的眼力。美国上海电力公司是一家向各国借款所成立的公司,它的往来开户银行是汇丰银行,但是它也在浙江实业银行这里开了户头。其主要的目的是专为“上电”收取隔日取现的钱庄本票(即汇划票)。 这些款子浙江实业银行收归后,“上电”即于次日全部划去汇丰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折腾了半天,也是徒劳无功,为别人做了嫁衣。“上电”为什么对浙江实业银行这样苛刻呢?因为它在汇丰是长期巨额透支户。这样一个买办性纯服务户头,汇丰不肯办,亦不能办,"上电”自己的收款处更不会办,更为其他华商银行所不屑争取。李铭为了取信于“上电”而接了下来,其目的就是想建立长久的业务往来的关系。
工夫不负有心人,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上电”原在汇丰的账户才从正金银行的手里转到浙江实业银行,成为大客户(在战争期间,正金银行取代汇丰银行).在此之前很多人都认为浙江实业银行为“上电”所做之事牺牲太大了,不仅仅只有服务。孔绶蘅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足以说明:“抗战前借给沪西电力公司(“上电'投资)长期贷款老法币400万元,这笔钱当时值120万元。 但当我于1944 年向“上电”收回时,币值只有20万元左右! 这就是说,如果此款我在抗战前买入外汇就可作为资本保值了。”
沪西电力公司的各个股东所出的股金只能支付向国民党政府买取越界筑路的 “发电权”之用,它的业务周转资金,就要靠浙江实业银行所贷的400万元, 而其中受惠最大的就是 “上电”。所以在日本投降以后,由浙江实业银行代替正金银行来接下“上电”也是合乎情理的。同行见到浙江实业银行代替汇丰银行,大家也都眼红起来,但是任何一家也都是无法和浙江实业银行争抢的。
以优质全面的服务取信于外商企业,还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一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英、法、荷、意等国的商人还未返回,他们把生意交给买办们。浙江实业银行得到谦信、德孚这样的客户,充实了业务。 后来,虽然外商银行重新开业,浙江实业银行给予他们种种的便利。如英商纶昌纺织印染厂,当他们要支取日常开支与发放工资时,除了大额的钞票以外,还需要小面额的钞票、银角、铜板等。浙江实业银行都是给他们准备齐全,把款项装人该厂放在银行的保险箱中,并派警卫一直护送到该 厂的渡轮上为 止 。 这种细心体贴、 周到又全面的服务可是无人能及的。 因此浙江实业银行的存款金额是越来越大,利用周转也很宽裕。
比较之下,浙江实业银行对国内的投资就显得狭窄了，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形成丁鲜明的对比。 仅仅是和几家有实力的华商发生往来,主要有永豫纱厂、谦和颜料厂鼎丰纱厂等。 如此这样偏执的以外商企业作为主要投资对象,在上海滩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了。作为回报,外商也将大量的资金存人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每年都有数目可观的款项存在国外,令同行羡慕不已。
1942年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占领上海租界,不少的西方侨民来不及撤退,被关进了集中营,日本人明抢暗偷,这些侨民生活很困难,请求本国政府援助,其中主要是犹太人,救济的汇款要通过瑞士银行转到难民手中。 可是中国没有瑞士银行分行,经营瑞士法郎风险极大。一方面要得罪 很多的黑市掮客,一方面要冒犯日本正金银行的利益, 必然会引来日本宪兵的纠缠,同行中都不敢做这项业务。 为客户服务,尤其是救济难民,是银行的使命,浙江实业银行接下了这一业务,经营瑞士法郎,并不为名为利。 任何的事物都是双刃箭,经营瑞士法郎风险极大,但是在德商败亡回国,一大批的户头就要在一夜之间消失,这个时期经营瑞士法郎,拉来瑞士商户可以说对浙江实业银行不无小 补。 而浙江实业银行也获得了“二战期间中国唯一的国际汇兑银行”的美誉。
在对储蓄经营上,浙江实业银行一直重视储蓄业务,认为银行不仅要吸收巨额的存款,也要广泛吸收社会上的各种闲置的零散资金。经理陈朵如与李铭搭档默契,不相伯仲。利用商业复利想出了一套新的存款的方法:每月存人一元,十五年后,整付五百零四元六角,广告一出,大受市民的欢迎,因为当时币值比较稳定,客户纷纷前来开户,该行还赠送精美的储蓄盒一个.令储户可以把每天剩下的零星钱放在其中,到了一个月也就成了一笔数目,存入银行. 这样一来,存户亲友中有办企业的,也来开户交易,银行的业务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