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南三行齐名的风云人物一一李铭
(一)早期锋芒
李铭(1887-1966年)字馥荪,小名福生,绍兴人士,出生于一个几代经营银饰加工业的家庭。幼年的李铭就被父亲送到当地一家有名的私塾念书,十五岁的时候又被送到一所美国浸礼会办的中学继续学习。在这种环境下学习英语自然对李铭日后向欧美学习奠定了基础。
清末新政,大批留学生去日本深造,在这种潮流影响之下,中学毕业之后的李铭东渡扶桑。 当时的中国,在金融领域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李铭到日本后,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深造,攻读银行学专业。在学习之余,曾在横滨正金银行实习。正金银行是日本的一家老牌的银行,创办于1880年,在外汇方面的业务很有特色,李铭在实习阶段所学到的东西为他以后的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留日期间,恰是在日 的中国留学生掀起民主革命思潮时期;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活动,直到1910年学成回国。
时局动荡不安,各界人才奇缺,这样一批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备受推崇,李铭被引荐给军政府都督汤寿潜,接管浙江银行。李铭在把浙江银行改组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之后,出人意料的放弃杭州总行的经理一职,而是出任上海分行副经理。 从中华民国浙江银行的性质不难看出,虽说银行是官商合办的,但是一切事物均是由省政府统筹操办, 反而上海的分行才有施展拳脚的空间, 由此也不得不佩服李铭的远见和才华。
李铭来到上海之后, 就开始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当时在上海,有一些银行家经常会在外滩相聚,边进餐,边了解信息,这样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一个小的金融团体。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传统的金融都有很难跨越的鸿沟,本人又都曾经在日、美等学过金融知识。 这些人中有张公权、陈光甫、钱永铭等。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时的定额资本10万元,实际上只有7万元,规模甚小,外人戏称“小小银行”.在募资初期,投资者寥寥无几,只有7名股东. 这样的银行急需一些老牌银行的扶持,李铭从一开始就给予支持,这使得他和这家日后在中国有影响力的私营银行的交情匪浅,并当上了该行的董事。
(二)“停兑令”中的扬名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掌权时期,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大行视为己有,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发行钞票最 混乱的时期。而中国银行的兑换券始终能维持信用,发行全国且随时可兑现,深得民众信任。
袁世凯帝制失败,因筹措大典耗费巨资,在北洋政府的指使下,中、交两行解决现银紧缺的基本办法就是滥发钞票。当时,两行发行的钞票多达7000余万元,而真正的库存准备金却仅有2000万元,如此悬殊的比差,怎能应付得了纷纷前来的提兑者? 由北洋政府控制的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已经发生存户纷纷提取存款和发生挤兑钞票的情况, 为解决钞票兑现;北洋政府黔驴技穷,段祺瑞五月十二日下达了“中国、交通两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的命令。
当时发行的银行兑换券,与今日的人民币不同,那时在钞票上印明“兑换券”字样,银元券可兑换银元,银两券可兑换银两,钱票可兑换铜钱(制钱),铜元票可兑换铜元,银行在发行银元兑换券时,起码要准备发行额60%的现钱,以备持有兑换券者可以随时向发行的银行兑换银元。
政令既出,交通银行各地总分支机构立即闭门。,中国银行方面,北京、天津等北洋政府通令所及的各地总分支机构也于一夜之间关上了大门····而偏偏上海中国银行却在第二天公然宣告:拒绝执行政府的命令,照常营业,只要是沪行所发钞票及经收存款,一律兑付。消息一经传出,中外为之震动。以一家小小的分行,公然违抗国令,偏要在一片滔滔的挤兑狂潮中独木撑天。上海中国银行的前身乃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保留原商股改组成中国银行,不仅历史最久,其在中行中的地位也颇为重要。加之该行地处租界,并不受北洋政府势力的挟制,所以上海中国银行的能力和影响一直很大。
在停兑令尚未下达之前,上海的金融家们已经达成共识,一个国家银行要是宣布停兑,无异于宣布一个国家的破产。有信誉的银行一旦停兑,那么信用就会扫地,从此也就会一蹶不振。
政府的停兑令正式公布,上海中国银行果然涌来了如潮的人流。黑压压的人群隔着沪行三条马路,便已水泄不通.人挨人,人挤人,喧叫者、吵嚷着不顾一切地向前拥挤。上海中国银行大门尚未开启,等不及的人们已攀上门窗,不斯敲打叫喊.那阵势、那不计生死的情态,着实令人触目惊心,即便对挤兑风潮早有准备的张公权见到这一局面,也不禁深感震惊! 一天下来,挤兑者达2000余人,兑出现洋40余万。 第二天,又是1000多人, 仅半天时间就兑出现洋20余万。 上海中国银行究竟有多大的资金实力?能否应付如此大规模的挤兑风潮呢?
这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风潮,当时,上海中国银行发行钞票400万元,库存现银准备为200多万元。如果全行兑出,的确有难以应付之余。 若没有外界的支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总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公权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变不出现银来。 现在看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制“停兑止付”命令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关乎上海工,商、金融界根本利益的斗争。宋、张二人抗争活动的一开始,便得到了李铭、叶揆初、蒋抑卮、陈光甫等银行家以及上海部分外籍银行的支持。 李铭以中国银行股东的身份起诉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称其损害股东的权益,以法律为武器与北洋政府进行合法的斗争,争取社会舆论的理解和支持。随后陈光甫、蒋抑卮等人也随之提出起诉。诉讼一旦成立,在诉讼没有了结期间,中国银行是不能撤换张公权和宋汉章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对抗“停兑令”。李铭等人主持的几家商业银行接受中国银行的委托,照常兑现,从而有力支援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坚持兑现,平息了风暴。
此次风潮从1916年5月12日至5月19日,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它是上海中国银行有史以来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挤兑风潮。那规模,那阵势,惊天动地,令人难以忘怀。经历过那次风潮的中国银行沪行职员,许多年之后,每每谈起,仍心有余悸, 李铭在这场风暴中的活动,博得了同业人事的认可和尊重,声望日重,与张公权、陈光甫更是结为莫逆之交。
(三)出色银行家的活动
在停兑令的风潮平息后,李铭等人发现作为一个联合体可以摆 脱政府对他们的压制。 事实 上,在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以来,该行和 叶揆初的浙江兴业银行、李铭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 作为一个没有组织形式的联合体已经逐渐形成了。这三家私营的商业银行以上海为基地,在经营上互相支援,人事上的互换,虽然没有联合的组织形式,但是实际上已经收到了联合的效果。
三家银行互相开户头,这样三家银行之间的票据就可以不委托其他银行代理而自行轧账或抵消。 如果任何一个银行有紧缺时,其他的银行以存人对方银行的方式,互相通融支援。任何一个银行要是在某个城市没有分支机构的话,可以委托其他的两个银行代理收费和解款。除了上述的彼此开户外,不计算票力.利率按照市价九折计算。 在一定的条件下,允许透支,如果遇到紧急的状况,也可以在限定的金额上予以通融,但应该提供担保品。
在人事方面,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董事会中有浙江兴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人加人。 同样,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也有人加入浙江兴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三家也曾经坐到一起商量合并的有关事宜,虽然最终未能继续下去,但是这并不妨碍李铭的活动,李铭更加渴望一个专业团体的出现,而这个团体应该是那些主要银行的管理者或所有者才有资格加人。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银行业公会成立,这是当时中国金融界最有实力的团体之一.
上海银行业公会成立后, 李铭就着手建立现代金融制度,他呼吁以复式记账法为基础的标准的会计制度,建立“票据交换所”,并主张废两改元。为此,李铭又被选为上海造币厂借款印团的董事。基于金融危机可能对储蓄造成的不良影响,他又提出了改革储蓄存款以防不测的六项意见,在当时的金融界影响很大。李铭还积极扶持章乃器创办的经济咨询机构-一中国征信所。 征信是调查工商业的资产负债情况、营业状况和信用程度等等,作为金融业发放贷款的依据,所以征信所的存在非常有必要。
李铭多次被选为银业公会的董事,更是多次代表上海的银行界参加全国性的会议,成为了和张公权、陈光甫、钱新之齐名的国内银钱业“四大名旦”。
(四)“取蛋必须养鸡”
李铭、张公权、陈光甫等这样一批新派的银行家与旧式钱庄老板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要形成统一的市场,这样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作为支撑,他们已经被共产党的红色风暴所震撼,深怕自己的财产会“充公”,于是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1927年3月,在虞洽卿的引荐下,李铭、张公权等人与蒋介石会面。 蒋允诺“劳资关系将要纳人正轨”,上海钱业的头头们也就当场拍板答应筹款,以济粮饷。 李铭不失 时机的提出了一个比喻叫“取蛋必先养鸡”,一语双关,是一个“互利”的方法。要求蒋介石上台后要对金融工商业实行扶植的政策。 随后,上海资本家绐了蒋300万元的短期贷款。
蒋介石心领神会,经过周密的策划,1927年5月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了第一笔公债-一一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李铭在参与策划并推销政府公债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推选为“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主任委员。这一职务可以说是所有银行家都梦寐以求的。 到1937年,南京政府发放的公债有十一亿三千万元,实收额只有六亿四千五百万,占总额的57%。其余的四亿九千五百万, 加上利息,便是承购银行的利润了。承购公债的银行仅按票面的5-6折付款, 年息八厘。 还本付息按票面计算可以获利3-4分。这是蒋政府给李铭和江浙资产阶级的酬劳,李铭“取蛋必先养鸡”的建议给他也带来了实际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