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历史与兴衰启示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经济从小商品批发开始起步,逐步发展实业,温州的打火机、鞋革、服装、印刷等制造业在全球都闯出了名堂,还创立了不少鞋革、服装品牌,走出了一条民营企业的辉煌之路。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企业大都是实体型公司,提供的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产品或服务。企业家们都在辛勤耕耘自己的事业领域,研究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着力优化和升级自身的产品和服务,完成从资本到商品再到资本的一轮又一轮循环,从扩大再生产当中实现企业的升级和发展。他们深信赚钱的途径就是购置更多设备、销售更多产品,如果利润率能够达到20%就已经很开心了。
进入21世纪,原本勤恳踏实、专注于制造业的温州人开始“华丽转身”,把兴趣转向炒房和资源投资领域。有人一夜暴富后,进一步转向资本运作,股票、古董、黄金、担保公司,最后是高利贷。无独有偶,鄂尔多斯、榆林等地也上演着同样的剧情。这边是实业日趋艰辛,那边是资本一飞冲天。“土豪”们发现赚钱的途径不只是扩大再生产,还能“以钱生钱”。这种玩法不必制作详细的生产计划,不必研发技术和工艺,不必深入市场上门推销,不必起早贪黑殚精竭虑。于是,掌门人们开始在博弈中蹒跚学步,致力于实现从实业家向投资家的转型,完成从资本到资本的循环。当工业精神完全被炒快钱的冲动压倒后,这些工业化才刚刚起步的城市便“未老先衰”,而以钱炒钱的投机行为早已脱离了为实业服务的轨道,成了一场金融传销的盛宴。当企业利润无法支撑资金成本时,环环相扣的民间借贷链条中,只要一人“跑路”,链条即告断裂。最终经济低迷、房价崩盘、老板跑路,已成空中楼阁的民间借贷大厦轰然倒塌,留下一地鸡毛。
2013年以来,民间借贷危机已经席卷而来,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山东、湖北到陕西、四川,金融突发事件此起彼伏。一旦危机爆发,银行更是“推波助澜”。马克·吐温曾经说过:“银行家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就给你把伞,在下雨的时候就把伞收走了。”为了减少自身风险,银行在贷款时会要求企业互保,多方的互保产生联保。通过联保措施,银行的风险是化解了,但如果链条上的某个企业出现问题,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得提供担保的企业一夜之间掉入债务深渊,极易导致中小实业型企业的倒闭,并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众多企业从抱团取暖到火烧连营,苦不堪言。
创造性社会讲究奋斗,讲究超越自我极限,着眼点不在于你现在已经有的东西,而在于你未来的潜力。寻租性社会则讲究卡位、站队、等级、关系,重在显示你已经拥有或者瓜分了多少社会资源。如果“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创造价值的企业“饥寒交迫”,作为“食利者”的金融机构却“朱门酒肉臭”,这就完全本末倒置了。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意义所在,就是辅助并提升实体经济,盘活资本、扩大规模、改善管理、整合产业并做大做强。我们不能本末倒置。
田径长跑比赛中,到800米时运动员会经历“困难期”,很多企业感到经营压力其实就是在经历这种困难期。换一个视角,经营压力恰恰是一个动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小企业应借此进行战略转型和战略升级。发达国家如德国、瑞士、日本,依然在兢兢业业地做着钟表、刀具、家电、汽车。他们没有转型资本运营,甚至对“互联网思维”也并不热衷。电商是一把双刃剑,阿里巴巴和京东能够让消费者在网上“货比三家”,进而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也能够带动物流行业的转型升级,但却不可能真正提高中国的制造业水平。中国工业只能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点滴的创新积累,最终实现从附加值低的产品制造、服务向产业链高端的升级,中国的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个狂躁的时代,很多人都在憧憬着走捷径、一本万利,甚至不劳而获。肖知兴在《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一书中有一段话,笔者很是认同,在此与诸友分享:
“所有的技术、方法和工具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有头、有脸、有心、有灵、有体,甚至有魂的大写的人。如果管理者忽视这些活生生的人,总是试图从技术的角度找什么一招制敌、一蹴而就、一鸣惊人、一举成功的办法,来赢得企业竞争的成功,从态度上讲是浮躁,从道德上讲是刻薄,从智力上讲是愚蠢,从效果上讲则必定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