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整个温州都松了一口气。 持续两年的“八大王事件”如乌云压顶,现在终于以平反告终,拨云见日,万里晴空.
所谓的“八大王” ,是指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市乐清县柳市镇流通领域最活跃的八位经营大户:
“五金大王"胡金林、 “螺丝大王”刘大源、“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线圈大王”郑祥青、 “旧货大王”王迈仟、“合同大王”李方平和“机电大王" 郑元忠。 这些民间创业者头脑灵活,胆识过人,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悄悄从事商业活动,富甲一方。
其中,胡金林是“八大王"之首,也是当年柳市镇的首富,在柳市镇寻找五金配件,人们都会说: “找金林。"
据多次采访“八大王”的温州经济专家马津龙回忆,胡金林1974年初中毕业后开始做生意,·一年后靠电器经营,家里盖起楼房,身上还有5万元现金。
要知道,“万元户”这个名词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1981年胡金林的·“向阳五金电器门市部”营业额就已达到120万元,他一年能赚几十万元,而当时全国人均月收入只有三四十元。
就在胡金林狂奔致富的时候,商业环境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噩运终于在1982年降临。
改革开放4年来,虽然中国发展面貌变化巨大,但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也日渐猖獗,南方沿海城市走私盛行,广东有些县市出现“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的现象,人们在大街上、道路旁公开兜售走私商品.
中央对此十分重视,1982年1月11日下发《紧急通知》,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提出:“只有旗帜鲜明地坚决严肃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才能正确地健全地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4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 “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
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当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向全国公布,要求对虽然不是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但确实扰乱城乡市场管理、妨害国家物资购销和损害城乡人员利益的人,也要依法查处。
中央下达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决定后,浙江省把温州市列入重点,乐清县被划为温州市的重点,而柳市镇成为乐清县的重点。
柳市镇被层层关注,属重中之重。温州地少人多,仅靠种田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温州人为养家糊口在全国各地经商,大胆冒险,遇到暴利或重大机会甚至敢突破政策和法律的底线,在“文革”时期做生意都不算令人惊讶的事,温州也因此被称作中国民营经济萌芽最早的地方。
1980年代,温州以乱闻名,而乐清县柳市镇又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发源地。
1981年柳市镇有300家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作坊,“家家开工厂,户户听机声"。 还有10万多名乐清籍推销员活跃在全国各地,这些人都是“投机倒把罪” 的重点打击对象。
这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受命担任温州市委书记,在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一下车,他当时就有种强烈的感觉:
“自己陷入了 '敌占区' ,这里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那几年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地派工作组到乐清了解情况,一份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报送的材料说,乐清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等问题。
由此看来;以“八大王”为代表的柳市商人始终在管理者的密切关注中,他们是市场经济“风口浪尖” 上搏击的勇敢者,也是随时可能被时代浪潮吞没的冒险者。
从一开始,他们的命运就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当狂风暴雨侵袭时,活下来已是万幸。
1982年1月,胡金林第一个被叫到乐清县驻柳市镇工作组谈话,问他怎样做生意,是否老实交税。 问询者态度比较和气。
第二天早上,胡金林主动背着装有6万元现金的皮袋找到工作组,补缴17个月的税款。 然而,事情并未
就此了结,经济整肃的寒流令他坐卧不安,干脆关掉门市部避风头。一个多月后,镇上来人警告他:“你从现在开始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
1982年7月,黄昏时分,镇干部骑自行车到胡金林家门口,悄声告诉他:“不行啦,要下大雨啦! "话音未落迅速离去。
胡金林感觉大祸临头,赶忙回屋拿出抽屉里早已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来不及告诉妻子就仓皇出逃。
当天晚上12点,警车呼啸而至,实施抓捕,胡金林躲过一劫。 这一年他才25岁。
胡金林雇了一条小船,从乐清开始,沿水路经过温州市区、泰顺、文成,最终逃出温州市。 因“投机倒把"遭全国通缉,胡金林只好隐姓埋名,逃亡大半个中国,到过浙南山区、上海、北京、长春、哈尔滨等地,甚至在《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过一段时间。
他后来才听说,当时乐清内定枪毙十个典型,有强奸犯、抢劫犯,他是投机倒把的典型,除他逃命之外,其余九个已经全部被枪毙了。
1985年1月, 不少因经济犯罪被判刑的人已平反,胡金林认为风头过去,悄悄回乡, 当天晚上就被逮捕。第二天,乐清县广播站宣布: “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胡金林被关在重刑犯单间,他做好了被判重罪甚至枪毙的准备,已彻底绝望。
没想到,66天后,他被无罪释放,并获得平反。
与胡金林一样,其他七位“大王”都在劫难逃。 1982年5月20日,浙江省工作组进驻柳市镇,悲剧拉开序幕。
最早被抓的是“矿灯大王”程步清,他也是“八大王”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只有22岁。 1982年的一天,程步清游泳回家后,被省委组织部叫到旅馆去谈话,到第二天了还不见踪影,家人心急如焚,好心人劝他父亲赶快逃走,说你儿子罪行很重,恐受牵连。
几天之后,县里举行公审大会,程步清以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 在监狱度过10个月之后,他被无罪释放。
“目录大王”叶建华是公认的老实人,以至于柳市镇都认为,像他这样的人都犯投机倒把罪,看来“八大王”是被冤枉的。
198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叶建华在家给大儿子洗脚,突然却被带到旅馆谈话,进门后就被一副冰凉的手铐限制自由,然后在废弃仓库关了42天,又被羁押看守所。
20天后,乐清法院在柳市小学公开宣判:
叶建华给柳市电器拍照成册,违反书刊管理规定,但未构成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1984年4月,在乐清看守所被关押了132天的叶建华被平反释放,被没收的8500元也悉数退还。
判刑最重的是“旧货大王”王迈仟,结局也最凄凉。
王迈仟经营一家收购、修理废旧电器的小作坊,凭技术勤劳致富,注明“乐清制造"之后,以低于同类产品的价格出售,却以投机倒把罪被捕。
可是,当时投机倒把罪并没有司法解释,王迈仟的“罪行” 又不符合国务院文件规定中投机倒把的12种表现。
9月,法院宣判,王迈仟的罪行在“国务院文件中第12种表现最后的'等'字之中",判有期徒刑七年。
一年后,王迈仟被无罪释放,但3万元“暴利" 不再退还。 1995年,王迈仟因患肝癌去世,时年50岁。
"机电大王"郑元忠是仅次于胡金林的“柳市第二富” 他开了几间电器工厂,年产值过百万元。家里盖有一栋贴着马赛克的三层小洋楼, 每天骑着当时稀奇罕见的摩托车上下班。
1982年6月17日,郑元忠被柳市镇工商所审查后第29天,他对 "投机倒把”的指控拒不认罪,趁审查人员不备逃跑回家,带着七八千元现金从水路连夜出逃。
此后他一直顶着“全国通缉犯”的帽子在外逃命,1983年10月20日夜晚潜回家中,5天后被抓获,身绑麻绳游街示众,与重刑犯一起被关押在看守所。直到1984年3月27日,郑元忠被无罪释放。
“合同大王"李方平的住宅更豪华,一幢有围墙、铁门、庭院的四层别墅将他的财富和实力显露无遗,这也是他被限制自由最主要的原因。
1982年县里派工作组前来调查取证,工作人员每天围着别墅转圈、观察、拍照:"将军也没有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李方平被关起来接受调查、谈话,度日如年,只不过四个月后他就被放回家,原先要缴纳的4000元罚款也没有追究,因为政策变了。
“线圈大王”郑祥青被抓的理由与李方平一样。
他家盖有一栋带围墙、铁门、庭院的三层楼房,工作组理直气壮地断言:“这户人家不搞资本主义,能有钱盖这样的楼吗?”1982年,郑祥青因投机倒把被捕,主动退赔17000元之后,羁押6天就被释放了。
“螺丝大王” 刘大源是仅有的“漏网之鱼”。
郑祥青遭抓捕让刘大源深受触动: “我家的楼比他高,资产比他多,怎能不逃?”198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刘大源穿着背心短裤走在街上,回头时猛然发现被两人跟踪,他连忙钻进供销社,找机会拐进小巷回家,带着7万多元现金,连衣服都没换,跳上机动小木船跑到乐清,三天后远走外乡。
在外漂泊将近两个月,他才敢悄悄回家,随后又被迫外逃9个月,直到大年三十才敢回家团圆。因“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 刘大源被全国通缉,三年间如过街老鼠仓皇躲避,穷困潦倒时甚至到垃圾箱里找东西吃,再次回乡时已瘦得不成人形,亲朋好友竟没认出来。
因为东躲西藏,他成为唯一没有坐牢的“大王”。
1982年的“八大王事件"轰动全国。
其实, “八大王"是惯用说法,还存在另一个版本的“八大王”名单,略有出入: “合同大王”李方平、 “机电大王”郑元忠被“翻砂大王”吴师濂、“胶木大王" 陈银松替代。
实际上,当时柳市镇以“投机倒把"被批准逮捕的“大王”有11个,其中10人被抓,仅刘大源成功逃脱。
另外,这些“大王”的“总后台”-柳市通用电器厂厂长石锦宽因“投机倒把"、 “扰乱社会秩序"、“严重经济犯罪"被撤职,工厂关门大吉。
“八大王”被判刑对柳市镇的经济发展影响巨大,1982年,当地工业产值同比下降53.8%。 柳市镇的劫难只是经济整肃风潮下的冰山一角,到当年底,全国共揭发并立案审查的经济犯罪16.4万多件,判刑3万人, 追缴款项3.2亿元。
寒流之下,温州乃至整个浙江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也遭受冲击和抑制,改革开放脚步沉重。
受“八大王"牵连的还有乐清县官员。
自始至终,当地干部对省委工作组都有对抗情绪, 对经营大户予以保护,最终整个县委班子集体“倒台”,多名主要领导被免职,直到1987年才得以平反。
被撤职的厂长石锦宽为“八大王"翻案四处奔走,前后写下130万字的申诉材料,三上京城,八上省城,温州地委去了100多次,拼尽全力想把他们保释出来。
转机在1984年的第一天到来。
当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在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界限,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
对经济上的问题,主要采用加强引导和管理的办法解决;对思想上的问题,主要用正面教育的办法解决,都不可简单从事。”
就在此时,温州市洞头县发生一起“虾米案",一些农民因为收购虾米运到外地销售被当成“投机倒把"关起来,市委闻讯立即打电话要求放人。
这次风波让市委领导意识到,要贯彻、落实好一号文件,首先必须解决“八大王"问题,市委书记袁芳烈认为:“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
经袁芳烈决定,市政法委会同公检法三家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八大王"的全部案卷进行复查,除一些轻微的偷漏税之外,这些人的经营行为全部符合中央精神。 判刑入狱者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随后恢复名誉,归还被没收的财产。
1984年4月,“八大王”全部被平反释放。 袁芳烈和副书记梁鸿铭对“八大王” 的案件复议情况表态说:“胡金林不构成犯罪,人要放掉,两次通缉令都要撤销,恢复名誉,鼓励他好好干。”在此之前,袁芳烈已经要求法院查清一个放一个,先后有5人低调出狱。
“八大王"平反之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权威媒体称这次事件为“历史上的大玩笑"、 "法律上的大玩笑"。
政策回暖,春风又来,温州的民营经济又活跃起来,柳市镇恢复生机。
1984年6月,柳市镇低压电器门市部剧增到1000多家,从业者超过5万人。
从1984年开始,温州走上以“小商品、大市场;小规模、大协作;小机器、大动力;小能人,大气魄”为主线的发展道路, 民营企业蓬勃兴旺。
到1985年,温州有80多万农村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从事第二、三产业,家庭工业企业达13.3万家,,被理论家称为“中国农民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
这年5月12日, 《解放日报》记者桑晋泉发表《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报道,首次提出“温州模式"。在此后两年多时间,据说有60万人先后自发组织到温州考察,其中副省级以上领导就有200多人。
三十年沧海桑田,重新聚首,无限感慨在心头。
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柳市镇政府邀请“八大王”中的部分人士参加座谈会,胡金林、刘大源、郑祥青、吴师濂、叶建华、郑元忠等齐聚一堂,抚今思昔,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却又无力挣脱时代的荒唐。
“虽然我们当年的豪气,跟那些后起之秀相比,已经落伍,但我们都能从当年的打击中,重新站了起来,这很不容易。 归根结底还是要感谢党的政策。"胡金林言辞恳切地说,“从被四处追捕的投机倒把罪犯,到不断从改革开放中得到实惠,我们'八大王'的经历,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进步。”
这段话非常具有代表性。 尽管“八大王”后来都回归平凡人的生活,即便再经商也未像当年那样深刻地影响这个国家。
可是,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个体户的代表,他们以身犯险,付出被判刑坐牢的沉重代价,为后来的创业者铺平道路。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曾评价,如果“八大王”不平反,他们这代创业者也没有信心,甚至不敢去创业,他们是站在“八大王” 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
“八大王”平反重新激活温州民营企业的活力,直接促使“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面鲜艳旗帜。
这是段悲壮而沉重的往事,虽然已过去30年,人们却从来不敢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