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不是李海仓、牛根生,更不是张朝阳,而是步鑫生。
步鑫生1934年出生于浙江海盐,祖上世代裁缝。
改革开放不久,步鑫生出任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他打破“大锅饭”制度,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一年后,工厂成为全省同行业的领头羊。
三年后,步鑫生改革管理体制的事迹成为全国争先效仿的典型,一时间,“步鑫生神话” 引起轰动效应。
但是后来步鑫生出现一系列决策失误,直接导致海盐衬衫总厂资不抵债,他也被免去厂长职务,随后尝试在上海、北京、辽宁、福建等地继续开办纺织厂。
步鑫生的浮沉起落就像改革初期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缩影:敢为人先,解放思想,勇敢试错,执著变革。 那是改革者的时代。
海盐衬衫总厂的前身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工人端的是“铁饭碗”,每个人都绞尽脑汁想挤进来,退休的老工人还可以指定一个子女接班。
然而,300多名职工每天混日子打发时间,企业几近破产,衬衣年产量仅四五十万件,其中将近一半滞销,这是当时中国企业的普遍现象。
直到1980年步鑫生出任厂长,这位精瘦干练的企业家革新管理模式,也开创了中国企业顺应潮流、积极改革的风气。
改革开放之初,各地企业对如何改革还不是很明了,当时"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 的八字方针略显保守。
“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打破 '铁饭碗'和 '大锅饭' ”被认为是冒进的改革理念被搁置。 联产承包责任制革新了农业生产的模式,而企业的改革创新还没有一个小岗村式的样板。
临危受命的步鑫生走投无路,只有大胆在企业内实行新的分配原则,即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
他将这种分配制度称为“联产计酬制”:
“你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包底。 ”不患寡而患不均,激励制度瞬间打破“大锅饭”,企业产量和质量直线上升。 为了提高员工的归属感,步鑫生设计了厂徽,还推出厂服和厂歌。
针对“泡病假单” 蔓延的情况,步鑫生规定请假的员工不发工资,如果的确生病要由他亲自核查再决定是否发放补贴。
在那个年头,中国的企业在生产旺季仍然有20%的员工缺勤,真正因病请假恐怕不到1/3。 步鑫生对症下药,狠刹散漫作风,治愈“流行病”,顺利解决了生产环节问题。
在销售环节,步鑫生每年在海盐举办一次订货会,邀请全国各地经销商到海盐订购衬衫,客人的吃住行由他全包。
这种做法轰动一时,他为此每年平均花费8000多元,不少人表示反对。追求效率的步鑫生并没有放在心上,坚持用小汽车接送客户,当时海盐县委的公车也只是一辆吉普。
这还不算,步鑫生经常包出租车到上海出差,去新疆、广州、厦门等较远的地方还会坐飞机。
步鑫生非常注重品牌,先后建立男士衬衣的“唐人"品牌、女士衬衣的“双燕”品牌和儿童衬衣的“三毛"品牌。
上海人民广场在1982年只有4个广告牌,海盐衬衫总厂的“三毛”牌儿童衬衣广告就是其中之一。
步鑫生的改革举措让企业焕然一新,订单纷至沓来。 1983年产量翻了一番,达到一百多万件,总产值超过1000万元,利润近60万元,缴税近50万元。
企业职工增加到500多人,北上广等24个省市区都在热卖他的产品,海盐衬衫总厂成为浙江最专业的衬衫厂。
也就是这一年,步鑫生因其独创精神和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成就被推上神坛,年迈的步鑫生接受采访时回味说: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段时光。”
1983年9月底,浙江省第二轻工业局的一位领导向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童宝根提起步鑫生。
童宝根说: “经过一个星期的采访,我觉得步鑫生的确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 "虽然很多人认同步鑫生的经营管理方法,但当时也有很多反对之声,童宝根对稿件发表没有把握。 他变换方式,将新闻稿写成内参,对正反两方面的评价都写进去,由高层来定夺。
11月初,批示下来了,稿子可以公开发表,这是胡耀邦总书记的亲笔批示:"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这篇题为《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记步鑫生》的文章很快在各党报刊载。 可是,出乎童宝根意料的是,这些铅字都将步鑫生的缺点删改殆尽。
即便如此,塑造榜样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步鑫生没有因为这篇报道而名满天下,反而被卷入一场论战。
《工人日报》浙江分社很快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的内参送达胡耀邦案头,作者将步鑫生被漏掉的缺点悉数罗列,并列举“收买记者"、 "独断专行”等更多不端行为。
胡耀邦随即指示浙江省委对步鑫生进行调查。
“什么收买?没有这回事。”步鑫生后来断然否定说, “只是自己那时对来厂的客人招待得都非常好。"这种优待是海盐衬衫总厂的惯例。
而对于“独断专行”的指责,步鑫生认为只是比别人更有想法。
调查组最后的结论是:
“步鑫生虽然有缺点,但是改革的事情并没有错。 "随后,中央下发文件,指示全国大范围推广步鑫生的改革精神。在此之前,只有雷锋和焦裕禄获此优待。
随后步鑫生语录便风靡全国:“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 “靠牌子吃饭能传代、 靠关系吃饭要垮台。” “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 “治厂不严、不逼,办不出立足坚稳的企业。 不管、不紧,到头来,工厂倒闭,大家都受害"
这些朴素的管理心得被各地企业作为标语口号挂在生产车间,后来许多企业家表示“步鑫生格言”让他们第一次感知到企业文化。
从此,步鑫生成为中国最耀眼的明星。全国政协将他选为"特邀委员"中国历史博物馆将他用过的裁布剪刀收入馆藏,前往海盐衬衫总厂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步鑫生应接不暇,据统计,仅1984年2月27日至4月30日就有2万多人,最后有关部门规定步鑫生只接待师级以上干部,其余人等只能在接待所里听录音。
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日后对前往海盐参观的情形仍记忆犹新,他乘坐的面包车还没进厂就被门卫拦下:“步厂长今天很忙,下次吧。"一车人对门卫软磨硬泡,才最终获准开车绕厂区转一圈,算是参观学习。
鲁冠球碰巧在厂区碰到两位熟识的《浙江日报》记者,经他们引见,步鑫生同意见一面,鲁冠球说:
“他是一个说话很生动的人,很会作比喻。他说了15分钟,我们就退了出去,后面又有一拨人进来了。"
国外媒体也对他赞誉有加,美联社记者在1984年5月20日的新闻中写道:“他的工人威胁要杀他,他的妻子由于过度担忧终于病倒而住进精神病院。
但是,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先生,顶住了压力,成为中国改革浪潮中的一名佼佼者。 这位52岁的裁缝的儿子,在昨天会见西方记者时,讲述了他同 '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战斗的经过。
当时中国掀起一股“西装热”,海盐一位局长希望步鑫生投入西装生产,他不好意思拒绝,但要求生产规模必须是“6万套”。
方案上报到省里之后被层层加码,最后变成30万套,预算从18万美元增加到80万美元。
1984年,国家外汇支援的西装大楼破土动工,但海盐衬衫总厂的固定资产只有50万元,后来国家经济不景气,银根紧缩,西装大楼几乎停工。
然而,步鑫生依然被长期正面报道,管理大师的神话还在延续。 “其实西装大楼开建之后,我们就是负资产了,建好后我们就负债80万美元。
步鑫生回忆说, “等1985年西装流水线建好,全国的西装热已经过去,生产的西装根本卖不出去。 ”因为将精力过多放在西装大楼建设上,步鑫生对衬衫总厂疏于管理,工厂效益一路下滑。此后几年每况愈下,最后,“生产流水线停产,下水道、厕所堵塞,生产萧条,人心涣散,走掉了近一半职工"。
1988年初,浙江省政府正式免去步鑫生的职务,昔日巨星陨落,媒体的负面报道接踵而至:"讳疾忌医" “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谈起当时四面楚歌的景象,步鑫生依然无限悲凉:“我真的寒心啊,受不了,这是落井下石。
被免职不久,步鑫生离开海盐,先后在上海、北京和辽宁等地创建“金宝路"“阿波罗"等衬衣品牌,还在秦皇岛创办步鑫生制衣公司,甚至策划到俄罗斯办厂。
只是这些努力都未见起色,属于步鑫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名字逐渐淡出中国商业界。
不过,每逢1998年、2008年等纪念改革开放的年份,媒体又会千方百计打探步鑫生的消息,并将尘封往事重新诉说,赋予新的意义和反思。
只是,步鑫生却避而不见,对所有采访一概婉拒,他不愿卷入无尽的毁誉和褒贬的争论中。
步鑫生始终坚持“是时代选择了我”。
他认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偶像人物来带动经济,而他正好走在时代的前列,就这样被选中了。
不过,没有人会否认,步鑫生迈出的一小步推动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一大步,“步鑫生现象"作为改革精神最鲜明、最深刻的特征,鼓舞了人们的改革热情和创新活动。
张朝阳从海外归国创业,李海仓从农村白手创富,牛根生捐出所有股份,步鑫生为国企改革大胆探路,种种举动,不可谓不爱国,四人都属“我的中国心”的主角。
然而,与战争或动荡年代不同,和平时期企业家的爱国精神很难衡量,相反,随着财富增加、地位提升,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一直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美誉度、影响力的提升严重滞后于群体数量和财富积累的增长速度,以致2004年“国进民退"浪潮袭来,企业家移民潮席卷全国,民间谴责抨击之声高涨。
显然,企业家是否爱国,并不以捐助多寡、公益轻重作唯一标准,破坏环境、掠夺资源、压榨员工、欺瞒股民,等等,既是道德沦丧,也与爱国相悖。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作为企业家,冒着99%的失败风险创业本身就是一种爱国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