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资本的逐利性会促使资金从效率低的企业流向效率高的企业。而当资金量影响到企业股权结构稳定性的时候，就产生了并购行为。
姓“资”姓“社”争论的余音，在1993年仍没有完全消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宝延风波”打响了资本战争的第一枪。交战双方，一个来自迅速崛起的开放特区深圳，另一方被动挨打的则来自开发开放浦东一年多的上海。
1990～1992年的3年间，沪深股票市场走势虽然大起大落、波澜壮阔，但整体看成交量不高，也没有出现过股东“举牌”的并购行为。直到1993年秋天，沪深证券市场才第一次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并购之举，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宝延风波”的深宝安举牌延中实业。
1993年9月14日，延中实业先抑后扬，以2.23%的涨幅结束了近一个月的调整。此后，延中实业连续收出11根阳线，至9月28日收盘，已上涨至12.24元，11天累计涨幅36.3%。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9月24日、9月27日和9月28日三天换手率分别高达18.53%、15.06%和13.10%，远远超出此前的换手率水平。
隐隐约约间，已然透出一股杀气。
9月29日，延中实业终于中止了11连阳，收出一根小阴线，同时成交量也有所萎缩。就在市场认为延中实业将归于平静的时候，9月30日，延中实业突然拔地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突破13元、14元和15元整数关口。上午11点15分，证交所电脑屏幕上打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安集团或宝安）持有延中实业5%以上股票的公告，延中实业被停牌。
这一日，延中实业最高涨至19.99元，收盘至15.68元，全天上涨30.12%，全天换手率35.40%。
消息传到上海昌平路的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中实业或延中）总部，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大家六神无主，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无论对延中实业的管理层还是员工而言，收购事出突然，谁也没料到“我们的企业”一夜之间会落入他人之手。
在此之前，早有几件不经意的历史事件为此埋下深刻伏笔。
1986年9月26日，延中股票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挂牌上柜交易，该股票成为第一批可流通股票。1990年上交所成立后，延中股票全部上市流通，成为第一批全流通股票。1992年2月，“延中实业”股票成为率先取消涨停板制度试行放开股价的公司股票之一。
正是基于如此历史前提，也基于延中股权结构的分散与业务结构的相关性，宝安觊觎延中实业已经不是一朝一夕。宝安成立于1983年，1991年6月25日流通股票“深宝安”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公司主营房地产、工业及进出口贸易。浸染在国内经济开放程度最高的深圳，宝安春风得意，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多个第一：组建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发行第一张可转换债券，发行第一张中长期认股权证，开办第一家财务顾问公司。
1992年年末，宝安集团开始寻觅收购对象。由于延中实业股权分散以致几乎没有控股股东，从实际操作和收购成本上都相对容易。而延中实业以“延中路”这个街道名称出现，竟然给宝安造成一个“近乎荒唐”的错觉：以为“延中路”上企业都归延中实业，如此推算，延中实业近则资产不少，远则拆了做房地产有大利可图。其实很多企业与延中实业全无关联。
1993年9月13日，宝安旗下宝安上海、宝安华东保健品公司和深圳龙岗宝灵电子灯饰公司在二级市场上悄悄收购延中实业的股票。9月29日，上述3家公司已经分别持有延中实业4.56%、4.52%和1.657%的股份，合计持有10.7%。
原来，看似平静的小阳K线背后，却早已暗藏杀机。
9月30日，宝安继续增持延中实业的股票，持股比例达到15.98%。至此宝安才发布举牌公告宣称持有延中5%以上的股票。可见，宝安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向延中实业公开宣战。
其中，宝安的收购有一个瑕疵。按照规定，持有上市公司股权超过5%就叫“举牌”，需要公告，但宝安直到持有15%的延中股权才进行公告，这也成为后来延中反击中唯一的筹码。
当时，还没有国庆长假，交易所仅仅在10月1日至10月3日休假3天，也就是说，留给延中实业思考和应对的时间，只有3天。
国庆节的3天假期，延中实业总经理秦国梁可谓是度日如年。
客观地说，当时的秦国梁是一个称职的企业老总，但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上市公司老总，因为他对并购行为缺乏基本的认识。
当时秦国梁的第一反应是：“都是共产党的企业，搞这种东西干什么！”
秦国梁默默地对着办公桌，懊悔不已地慨叹，为什么自己在学习《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时，竟会把第4章——“上市公司的收购”给“跳过去”了呢。
经过突击“补课”之后，秦国梁决定全力保住延中实业不被易帜。
当时董事会想了很多办法，甚至包括西方反收购中采用的“毒丸计划”。但秦国梁不忍心，更不敢。在他看来，搞“毒丸”，先要人为损害延中的资产价值，虽然我们是集体企业，可也是国家的企业，谁有这个胆量搞“毒丸”啊。
延中实业一度找到施罗德集团[在香港称为宝源投资管理（香港）公司]作顾问，希望实行反收购。
宝安总经理陈政立也赶到上海开发布会，对外宣布宝安收购延中是善意的，目的是要做延中的第一大股东，进入董事会，参与延中的经营管理。
宝安与延中剑拔弩张，火药味很浓。
10月4日、5日，复牌后的延中实业走势平稳。
10月5日，宝安放出话来：“我们想做延中的第一大股东。”
10月6日，延中实业在上海延安饭店召开发布会，指出宝安举牌后非法继续购入股票，要求证监会调查，并宣布聘请施罗德集团和香港生源公司做反收购顾问。这一天，宝安和延中高层首次接触，延中董事长称合作的前提是要弄清楚宝安的股东身份是否合法。
10月6日、7日，宝安及旗下公司再度增持延中实业，短短两日上涨111.68%，股价最高涨至42.2元。截至10月22日，宝安已经持有延中19.8%的股票。
对于宝安的步步紧逼，延中实业的反击显得软弱无力。原先设想的反收购之路走得非常艰难，收购资金就是一大问题，几家兄弟公司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于是，延中实业抓住宝安在收购过程中信息披露不及时的小辫子，将宝安的违规操作紧急上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希望能得到支持。
与此同时，关于“宝延风波”，财经媒体展开激烈的争论。
10月5日，《上海证券报》邀请专家、学者座谈，认为这是内地股市首例个案，意义非同小可。
10月10日出版的《股市动态分析》则连续刊发了四篇关于宝安举牌延中的评论文章——署名南厦的《惊心动魄话延中》、署名曾氏的《延中风波的另一面——论公股的控股地位》以及应健中的《成也延中、败也延中——宝安公司收购延中的思考》、杨赤忠的《收购问题探讨》等，均对“宝延风波”进行了深入分析。
10月中旬，延中实业向上海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宝安违规持有延中股票。与此同时，证监会介入调查和协调。
最后，在证监会的协调下，宝延风波才得以平息。1993年10月23日，证监会在北京宣布：肯定宝安购入延中股票是市场行为，持股有效，但对宝安信息披露不及时处以100万元罚款。至此，宝安得以顺利进入延中。
可以说，证监会对于宝安的处罚，基本只是象征性的。对于证券市场第一次出现并购行为，各方虽然有些担忧，但担忧的同时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兴奋。或许，这意味着证券市场的重要功能将会成为现实。
1993年的“宝延风波”中，宝安集团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延中股票达19.8%，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由此开辟了中国证券市场收购与兼并的先河，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首例通过二级市场收购达到成功控制一家上市公司的案例。
宝安收购完成后，秦国梁继续担任延中实业的总经理。而“宝延风波”在此后几年内使延中在证券市场上大量获利，支撑了公司几年来大部分的盈利，而且直接触发了延中三年后控制爱使股份的行动。可以说，这也是宝安入主延中后，延中所做成的一笔获利最丰的买卖，而这一次的秦国梁变成了收购方的主角。“宝延风波”让秦国梁从一个对并购缺乏认识的老企业家成为日后的并购专家，也算是因祸得福。
据秦国梁回忆，宝安后来在延中上挣了好几个亿，1998年宝安因为在其他方面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被迫卖掉延中股票救急，此后，“宝延”才正式分手。
十多年后，早已淡出市场的秦国梁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依然欷歔不已：“当时，‘宝延风波’对证券市场起到了一次启蒙作用，实际上是给中国老百姓上了资本市场的第一课，知道股票是可以挣钱的，知道收购兼并是股市永恒的主题，上了第一课，而且是极其生动的一课。如果当时管理层处理的话，宝安就进不来了。我理解可能证监会认为大方向正确，稍微有一点违规，处罚了一下。但不管怎么说，它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收购兼并的第一例，也给我上了收购兼并的第一课。至于收购爱使，正是‘宝延风波’带给我的教训给了我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