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背靠蒙古大草原,北上出大同,经绥远、归化可达恰克图;南接中州河南,南下经开封可通岭南广东;西与一河之隔的陕西相连,经西安、沿河西走廊可达新疆、中亚。山西可以说具有连接南北、贯穿东西的优越地理位置,在经济文化交流和军事防御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晋商正是凭借山西地理位置上的这一优势,将其触角伸向内地和蒙古、东北以至国外,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山西为基地的商业网。山西的许多商业活动都是围绕着当地的自然条件发展起来的。
比如,那里煤炭资源丰富,因此采煤冶铁业就十分发达,煤窑星罗棋布。据说,阳城县境内冶铸炉遍布,就是到了晚上也像白天一样明亮。 那里有一条山沟由于夜间亮如白昼,被称为火龙沟。 清朝时,清政府每年在山西征用的高平出产的平铁就有4万公斤。 山西的盐业资源十分丰富,有闻名全国的运城盐池,东西长51公里,南北阔3.5公里。 以丰富的盐业资源做背景,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持,因此制盐业更为发达。 到清朝雍正年间,仅运城盐池就产盐700万斛,除了供应本省的需要,还远销陕西、河南等省。
明清时期,山西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并有所发展。 同时,一些新农作物品种如番茄、棉花等也从外国传人。 这就使利用农副产品原料的手工加工业相应发展起来。 因此,粮食、油料、棉花等农产品的贸易数量也随之增大。 到19世纪末,山西境内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开始形成了最初的轻工业生产基地。 这些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那时,社会发展较为稳定,内乱较少,为山西的商业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明朝的“开中制”的实施给了晋商一个莫大的发展机会。进人清朝后,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内地都出现了长时间的安定局面。尤其是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驱逐沙俄之后,全国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 后世的几位帝王都极力维护这种和平局面,国家进人了政治上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山西的商人扩大了商业活动的范围,经商的风险也大大减小。 清政府为了稳定边防的需要,还加大了对边疆农牧业开发的力度,在黑龙江、西藏等地都督率八旗官兵和人丁耕垦,又调集大量军队实行屯田,建立牧场。
这样,山西商人凭借着地理位置的优势到这些新开发的地区去经商。清朝早中期,国家对商业的限制比较少,从顺治皇帝到乾隆皇帝之间的几位帝王都采取了减免关税、商税的恤商政策,如康熙就曾明令“严禁各关违例征收”。 乾隆皇帝在整顿税收的同时还裁革吏员,稳定税关经费,使当时出现了“舟车络绎,货物流通,则税自足矣”的繁盛商业局面。 此外,清政府还减轻了市场上的“落地税”,规定:“各省凡市集落地税其在府州县城内,人烟凑集,贸易每多,县官员易于稽查者,照旧征收,不许额外苛索,亦不许重复征收;若在乡镇村落则全行禁革,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
山西的交通在明清时期也很发达。 尤其是清朝时,统治者为了使政令畅通,在北京周边的地区大力发展交通,山西因此而受益。那时,山西境内的驿站就有125座,每100里就有一座,每一驿站均备有夫、马、车,在全国都是比较先进的。 交通的发展为晋商的商业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众多的人口也是山西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仅在清朝1753~1853年的100年间,山西人口就由516.2万人增加到1592.1万人,是原来的3倍多。 人口的急剧增加势必加剧人口与土地的矛盾。 失去土地或在土地上不足以谋生的人们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农业生产,走上经商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