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1990年年末的深圳股灾，是新中国证券市场自诞生以来的第一次股灾。客观地说，不论是当时的管理层还是市场的参与者对此都缺乏经验和准备。1991年4月，王健和禹国刚开始反复研究海外成熟的证券市场在出现股灾时的应对策略，究竟应该救市还是不救市。最终，两人的意见统一：一定要救市。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还没有统一的证券监管部门，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基本由当地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管理。而上海股市当时并未受到深圳股市暴跌的影响，反而不断走高。这也是唯一沪、深两市在大势走向上背离的一段时期。
1991年夏秋间，王师勤博士提出稳定深圳股市的救市方案。
1991年7月10日，深交所召开第一次救市会议，到场的还有主要企业的老总。王健和禹国刚提出救市的想法，但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一些企业老总反对救市，认为股价应该由市场决定。乍一听，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果考虑当时的背景环境，则绝非这般简单。禹国刚一针见血道：“深圳市场是个刚刚十个月的婴儿，没有免疫力，也不具备自身的康复能力，必须用特效药！”
面对冷眼旁观抑或幸灾乐祸的企业家，一贯直脾气的王健怒火中烧，与那些反对救市的人争论起来，加之心力交瘁，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一下子昏倒在救市会议上。会场上的人顿时大惊失色，王健也马上被送到医院抢救。经过十余天的抢救，王健终于告别了死神。在此期间，李灏书记和张鸿义副市长都多次到医院看望王健。每个人心中都感到沉重的压力，但冥冥之中，又感到一种希望。
毕竟，作为深交所元老的王健战胜了死神，似乎预示着深圳股市也将战胜任何困难，继续向前迈进。
心系深圳股市前途命运的王健更没有丝毫懈怠，刚刚脱离生命危险的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多次溜出医院，到交易所巡视，和禹国刚探讨如何救市。
禹国刚同样心情焦虑，他一边安慰病重的王健，一边找市领导要政策。深圳市政府则希望由企业出资组成救市资金来阻止市场下跌。无奈深圳本土企业主们对股市毫无信心，更不要说出钱了。1991年8月，深圳市政府组织了多次救市会议，都无果而终。直到9月2日的第五次救市会议，深圳市市长郑良玉亲自出马，软中带硬地说道：“李灏同志让我和大家讲几句，大家不要太短视，要有长远的眼光，希望我们深圳也能出几个李嘉诚这样的企业家。”
然而，香港只有一个李嘉诚，中国也只有一个李嘉诚。当时的深圳，是不可能出现李嘉诚这样的企业家的。不过，市长的话终究会让一些企业的管理者动心，不管这种动心究竟出于怎样的目的。
作为当时深圳市场龙头上市公司的深发展当然会有些尴尬。时任深发展副董事长的谢强激动地问：“回购自己的股票行不行？如果可以的话，我能买多少？”
坦率地说，当时的股票市场还相当不成熟，增持、回购之类的措施还都属于比较模糊的范畴，否则人们一定会寻找到比直接入市干预更为精妙的救市举措。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不可能让20年后的人为20年前的先行者出谋划策。况且当时情形紧急，已不容全盘谋划更为稳妥和全局的方案。
最终，深圳国投等几家企业决定共同出资2亿元，组成“调节基金”来履行救市责任。
1991年9月7日，“调节基金”的资金到位，由禹国刚、金明和病床上的王健共同指挥使用。
临危坐镇：2亿资金力拨千斤
对于禹国刚来说，考验刚刚开始。虽然如愿争取到市政府的支持和2亿元的救市资金，但面对总市值50亿元的深圳证券市场来说，并没有百分之百的胜算。而整个救市计划的成败也是落实在禹国刚、金明、王健的头上，成者此三人也，败也此三人也。
十多年后，禹国刚回忆起这段不同寻常的救市经历时，依然欷歔不已。
“成了好说，一壶的水都能煮开，深圳股市起来了，老百姓高兴，政府高兴，我们高兴，四面八方都高兴。败了，我们这几个操作的，怎么去跟市政府交代？两个亿的钱付之东流，这个风险是很大的……”2004年，早已退出深交所一线管理的禹国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道。
尽管心中忐忑，但毕竟2亿元资金在手，禹国刚还是有些底气的。在他看来，胜算至少是一半对一半。
在研究海外市场救市操作时，禹国刚发现，指标股会在市场中起到风向标的作用。只要指标股启动或者止跌，那么整个市场的信心就会得到恢复。2亿元资金面对50亿元的市场，必须集中火力瞄准指标股，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于是，禹国刚将目光放在了深发展上面。
“我们只需要看好深圳发展银行，抓住龙头，以龙头带动龙身龙尾，别的根本不用去看，就看深圳发展银行一开市是往上还是往下，开市以后稳住没稳住，收市是往上还是往下，抓住这个就足够了。”在讨论中，禹国刚制定了这样的策略。
当时，深发展股价在13元多的位置上徘徊，而交易所的报价是一个价位5分钱，拉了几个价位以后，有的散户开始惜售，卖盘纷纷回撤。其实这种现象是比较正常的，但在禹国刚看来，这种行为是在和自己对着来，企图把调节基金的钱朝外套，以更高的价格把手中的股票卖给调节基金，使他们的损失减小。
也许有人会问，股价轻松的上涨难道不好吗？调节基金希望的不正是如此吗？
其实，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如果不能在低位掌握相当数量的筹码，而急于拉升股价，会导致调节基金在高位接下散户的筹码，资金消耗殆尽后便无力继续护盘，导致救市失败。只有在低位接下散户抛盘，并吸引真正的长线投资者入场，市场才有可能展开具备一定周期的上涨行情。坦率地说，这与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坐庄”是类似的。其实，禹国刚的身份也类似于“庄家”。但必须强调的是，这样的“庄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利于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善庄”。
禹国刚心想，你不卖我就不拉了。于是，少量买入深发展股票的几天后，禹国刚停止了进一步的拉升。并且，他通过当时的媒体和舆论放出口风称：“河堤决口了，没办法了。”这个风放给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这样跟我作对，我就不救这个股市了，就叫它往下跌，最后倒霉的是你，聪明的就不要跟我作对了。
当时，在深圳市场中，另一股颇有影响的力量是民间投资人自发组建的“股市沙龙”。当时，在黎东明的倡导下，一些早期参与股市场外交易的民间人士在深圳市福田区园岭新村一带组建了“股市沙龙”。黎东明和阮华等早期投资者正是当时“股市沙龙”最具影响力的领导者。有人说，第一个“股市沙龙”的最成功之处，不在于这里走出了多少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而是在于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代股评家。
禹国刚也通过一些民间和半官方人士，将这种信号传递给“股市沙龙”。但黎东明对于救市能否成功仍持怀疑态度，因此更多的是一种观望。就这样，整个市场随着深发展的盘整又震荡了20余个交易日。
在这些天中，禹国刚要么不行动，要行动就买入深发展。但他并不是追涨，而是看到深发展有下跌迹象，便斥资买入。有调节基金的护盘，基本上封杀了深发展的下跌空间。到9月份的最后几个交易日，局面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禹国刚。
到9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深发展已经涨到14.95元，由13.75元到14.95元，虽然只有一元多钱，却是来之不易的，是禹国刚凭着2亿元做后盾慢慢地往上做的。像连阴雨下了那么二十几天，总计动用1.7亿元左右，基本上可以看出，未来不会再连续阴跌下去了，天就要晴了。
果然，深发展的回升激发了市场信心，尤其是“股市沙龙”中一班人的信心。在国庆节期间“股市沙龙”的讨论中，黎东明认为市场底部已经出现，应该积极买入。
在“股市沙龙”的影响下，股民在国庆节后纷纷入市，深证综指快速上涨。10月18日，黎东明在《股市动态分析》杂志上撰写《令人叹为观止的大转折》一文，形容这段涨势：“越涨越买，越买就越涨。越涨就越不肯卖，越不肯卖就促使股价越涨。于是乎，一场斗傻的运动开始了。冷静的理智者一败涂地，懊丧、失落感油然而生；大胆从低谷中吸货者、跟进追涨者手舞足蹈，喜形于色；‘空手道’者像饿虎下山，饥不择食。委托买入单像雪片似的飞进证券商的手里……”这应是对当时深圳股市盛况的最好描述。
作为中国股市第一代股评家的代表，黎东明始终认为股评家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事实上，在中国股市早期证券公司普遍没有建立研究所的时候，正是第一代股评家凭借自身的勤奋与努力，启迪了中国股市的第一代投资者。因此，对于第一代股评家，我们也应当客观看待，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当时以及此后的数年间，黎东明、阮华、余嘉元、古思平、野岛、安妮等第一代股评家在股票市场中的影响力和地位是远远超过此后20年任何一位证券分析师的。1992年出版的《南风窗》把《股市动态分析》的黎东明、《深圳特区报》的余嘉元以及《深圳商报》的古思平并称为“股市三剑客”，可见黎东明等人在当时的影响力。
到1991年11月14日，深证综合指数最高涨到136.94点，距离最低46.65点涨幅高达200%。
在中国股市的历史上，这场由交易所领导亲自操盘干预股市的行为是前无古人的，恐怕也不会有来者。现在看来，交易所出面拉升股价的做法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方法都值得商榷，但在令人完全丧失信心的市场面前，只有政府出面才能力挽狂澜，别无选择。所幸的是，结果如人所愿。
更重要的是，深圳市场的成功救市也给此后如何在市场失灵下进行政府干预提供了经验。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每当市场出现失灵的时候，管理层都用各种方式进行调控，其做法大都在当时的深圳救市中使用过，例如出台利好政策；调节扩容节奏；调整税率、费率；类似平准基金干预等。而禹国刚在救市中采用的抓“龙头股”的做法，也被广泛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