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交所之所以能抢在上交所之前成立，拍板的李灏书记并非逞一时之勇，而是看到了当时深圳黑市交易猖獗背后的隐忧。禹国刚的一句话令李灏几天都在深思。
“深圳证券市场混乱到目前这个程度，就是因为没有证券交易所。如果有了证券交易所，就能把股市70%～80%的黑市交易干掉。如果再不成立交易所的话，局面将不可收拾，北京那边还要找我们算账！”
当时，深圳证券市场黑市交易现象十分普遍，场外黑市交易金额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场内交易金额。包括黎东明在内一些早期参与股市场外交易的民间人士都参与过黑市交易。黎东明在十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曾这样描述道：“当时大家以高于市场30%～50%的价格成交，之后就坐在地上数钞票，那时候治安很好……”
客观地说，黑市交易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产物，是缺乏规范制度约束的市场行为，是监管缺失的必然结果。
1990年5月开始，深圳市场五只股票成交量开始迅速放大，股价快速上涨。李灏书记在一次会议中指出：“企业股份制工作要开展得稳妥一点，不宜过快、过急，面铺得过大会造成失控，重要的国有企业必须由国家控股，对证券交易工作要健全法规。”李灏书记的讲话实际上为深圳市后续出台取缔黑市交易的一系列政策埋下了伏笔。
5月28日，深圳市政府发布《关于加速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非法交易通告》，提出证券交易必须在证券中介机构进行，登记过户必须采取持股者与本人身份相符的做法。买卖要填写委托书，受托买卖原则为价格第一优先、时间第二优先；登记过户不得超过七天，并规定涨跌幅限制均为10%。
两天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做出规定，凡股票持有人与本人证件不符者，限于两个月内办理过户手续。
6月7日，深圳市再次发布《关于调整深圳市股票交易收费的通知》，委托买卖股票，双方各征收5‰的手续费。6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再次规定，委托买卖价不得高于或低于上一个交易日的5%。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表明了深圳市打击黑市交易、稳定证券市场的决心。然而，二级市场价格的火暴局面并没有发生变化。6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再次做出新的限价决定，委托价涨幅不得超过前一交易日的1%，降幅不得超过前一交易日的5%。
在如此短的时间频繁调整涨跌停板的做法在此后20年的中国股市几乎再没有出现过，同时，涨跌停板不一致的现象也在此后市场中较少出现。由此可见当时的市场已经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这让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的王喜义倍感压力。
在深圳举行的一次“深圳股市与深化企业改革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表达了对股市“过热”现象的忧虑。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把涨幅压低到每天不得超过1%，但没有改变市场上涨的趋势。股市仍以每天1%的价格上涨。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甚至都有100%以上的涨幅。
1990年7月1日，深圳市政府规定对股权转让、股票派息征税，股息分红超过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部分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卖出股票应缴纳6‰的印花税。这是中国股市自诞生以来管理层首次采用印花税的办法来调节股票走势。
此后20年，印花税也一直是管理层用来调节股市冷热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往往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政策出台后，深圳市场五只股票的股价均出现小幅下跌，但很快止跌回稳。正在这个时候，市场开始有传闻称深圳市政府可能进一步加大打击黑市的力度。市场成交量开始放大，但上涨趋势并没有发生变化。
11月，国务院召集财政部、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举行联席会议，打击黑市交易被列入会议议程。也正是在这个会议之后，深圳市再次使出重拳。
敏感的投资者发现，在1990年11月15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上刊登股票行情的下方出现了一行文字，“政府忠告市民：股票投资风险自担，入市抉择务必慎重”。
时至今日，各大证券公司和财经媒体都会在风险提示中写有“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的词句，其来源正是1990年深圳市政府在《深圳特区报》中的这一忠告。
11月20日，深圳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决定，将股票日涨幅再次降低至5‰，而跌幅仍为5%。同时，不仅卖出方需要缴纳印花税，买入方也需要缴纳6‰的印花税。也就是说，印花税变成了双边征收。
这一政策的出台已经将管理层的意图表达得再清晰不过了——股市只许跌不许涨！
次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公告——《坚决打击证券市场场外非法交易》。
在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密集利空政策打压之下，深圳股市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
资料显示，深圳股市在1990年11月21日达到高点后开始调头向下，12月21日开始，下跌开始加速，市场真正由牛转熊。
12月初，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王师勤博士向市政府提交报告：深圳股市大跌即将来临，应做好相关准备。
伴随着股市的下跌，成交量开始迅速萎缩，至12月26日达到阶段性的低点，日成交总额仅有33万元。
根据当时《股市动态分析》杂志的统计，从11月21日股市开始波动至12月29日，深圳市场的五只股票均出现显著下跌：深发展下跌17.5%，万科下跌27.8%，金田下跌27.3%，安达下跌35.8%，原野下跌5.2%。五只股票平均下跌22.72%，平均市盈率下降13.73%，股票总市值减少10.4亿元。
对于习惯了上涨的股民来说，这种下跌无异于晴空霹雳。有股民感叹：“平安夜不平安，圣诞节不快乐，恐怕元旦也不会愉快！”
从管理层的角度来说，虽然希望股市非理性的上涨能够终结，但这种无量下跌的局面显然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12月30日，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张鸿义尽管在深圳证券界元旦联谊晚会上表示，市场运作逐渐步入正轨，明年深圳股市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局面，但在场的人心中的忐忑并没有因此消除。
1991年新年开市后，为了止住颓势、降低波动，重新塑造市场信心，管理层将跌幅改为0.5%，使之与涨停幅度相当。然而，大势已去的深圳股市并没有止住下跌的步伐。整个下跌一直持续到1991年9月。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人士对深圳股市的危局进行了充分的反思，而这些反思对于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991年1月，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研究员殷克胜在《股市动态分析》杂志上撰写《当前股市波动的分析与对策》一文，提出放开股价、取消印花税、明确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等措施稳定投资者信心。事实上，殷克胜提出的三项对策，尤其是后两项对策在此后中国股市的数次牛熊轮回中被管理层广泛运用于调控市场。
1991年2月，褚玉龙在《股市动态分析》杂志上撰写《关于新股配售和设立平准基金的两点设想》，提出优先配售和设立平准基金两项措施来扭转股市颓势。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自诞生以来首次出现设立平准基金的政策建议。此后的十多年间，每当市场濒临崩溃的时刻，关于设立平准基金的建议便会在市场中广为流传。
同时在这一期的《股市动态分析》杂志上，深交所上市部的郑伟鹤发表《证券管理的政府目标》一文，大胆提出证券管理的目标不在于安抚、满足股民的情绪，也不在于顺应政策的要求，而是在于创造一个高效率的资金流动市场，以带动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企业管理的高水平发展。
王师勤博士面对股市的暴涨暴跌，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他以“车布正”为笔名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至于“车布正”的由来，其实是“测不准”的谐音，王师勤以此自嘲，可见当时的股市已令市场参与者备感煎熬。
到1991年9月，股市已经持续下跌了整整10个月。王师勤统计了深圳市场五只股票的跌幅，深发展下跌72%，万科下跌71%，金田下跌66%，安达下跌79%，原野下跌63%，平均下跌70%。他同时计算了这五只股票的市盈率，大多数市盈率为10多倍。王师勤认为，在这样的价格上买入股票，长期投资是划算的。
于是，在9月8日出版的《股市动态分析》杂志上，王师勤博士再次以笔名“车布正”发表了《克服贪婪恐惧心理、树立长线投资观念》一文，这篇文章也是中国股市中较早地系统阐述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的文章。很多人认为价值投资理念由2003年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最初倡导。其实，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早在1991年，王师勤博士已经开始倡导价值投资理念，只不过当时市场的参与者更热衷于追涨杀跌的短线搏杀。
此后的一个月，深圳股市开始走出低谷，逐步回升。当然，股市的企稳并非基本面的原因，而是相关部门的救市举措发挥了作用，但不管如何，价值的显现为市场构筑底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早期参与中国股市命运探讨的股市前辈，大都在此后成为市场中的风云人物。殷克胜1993年开始在深圳证管办工作，接着担任了深圳鹏华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出任金鹰基金总经理。至于郑伟鹤，1993年成为全国首批证券律师，此后在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担任过合伙人律师，并于2000年创建了深圳市同创伟业投资有限公司，从一名律师转型成为一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经理人。而王师勤博士则在1992年创建了国内第一家专业性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开启了我国证券咨询业的历史篇章，并担任过深交所理事、深圳证券商协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