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受到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鼓舞，深圳股市开始加速上涨。李灏想到邓小平同志“你们要搞快一点”的叮嘱，也希望股市能够继续壮大。毕竟，仅有几只股票上市的深交所还仅仅是一个交易所的雏形而已。
于是，随着股市的转暖，深圳开始酝酿发行新股。新股上市方案从1992年3月份开始酝酿，也通过报纸征求意见，最后在7个备选方案中，“面向全国发行，让普通百姓也受益”这个老方案得到袭用。
在探讨发行方案时，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王喜义对沿用凭身份证的发行方案有不同的意见。王喜义敏锐地察觉到，沿用老方案实际上将会迁就一些走后门、搞关系的权力部门，引发寻租行为，使市场的公平性受到影响。于是，王喜义以个人名义给李灏写信，提出了他所担忧的问题。
李灏看后批给了张鸿义和任克雷阅。但也许太希望深圳股市能够迅速壮大，在发行方案上，最终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斟酌便按照既定的方式运作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面的“8·10”风波埋下了隐患。多年之后，李灏谈起这件事情，坦诚地说：“在这个事件上，我应该承担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的责任。”
事实上，在“8·10”风波的2个月前，就有许多人得到了即将发行新股的消息，知道买抽签表需要凭个人身份证。这就在深圳之外引发了一场身份证租借大战。有些职业炒家开始从各地尤其是内地农村大量收购身份证。有的邮局收到装有多达700张身份证的包裹，还有一部分人当上了身份证租借专业户，借用一张收几十元。据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深圳。
各地的股民按以往的经验估计，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于是，从7月下旬开始，各地股民便纷纷南下深圳，在抽签表发售的前几天，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炒到400元一张，超过正常价格的10倍，汽车票甚至炒到上千元一张。据估计，外地来深圳的股民至少70万人，深圳市的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全部暴满，许多人露宿街头。深圳、东莞周围的许多工厂都停工了，工人被老板拉到各销售点通宵排队。
8月6日晚，深圳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发放抽签表的通知。发放时间为当月的9日至10日两天。
8月7日，《深圳商报》头版刊登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深圳市监察局联合发布的《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共17条。其中第一条规定：“发售新股认购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实际中签率按回收的抽签表的总数计算）。每张中签表可以认购本次发行公司的股票1000股。”第六条规定：“每一身份证限购新股抽签表一张。为减少排队人数，每一排队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表。”第五条规定：“每张抽签表收费100元”。第十四条规定：“今年除发行股票外，还将发行可转换股票的债券。”“为此，新股认购抽签表下联，不论中签与否，一律由购买者保留，以便凭以参与将发行的可转换股票债券的抽签，并据以交款认购。”在巨大利益的诱使下，上百万人在303个销售点排队认购。
8月8日，由于多个售表点的排队队伍发生争吵、打斗，深圳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以加强组织协调和维护秩序。
8月9日清晨，在已投入8000警力仍难以维持各售点秩序的情况下，深圳市政府又抽调1200名武警上岗协助维持秩序。7点半，认购表运达各网点。8点整，认购表在市监察局和工商局工作人员监督下拆封、发售。有些网点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出现多起打斗现象，直到12点才发售认购表。在这个过程中，各医院陆续收到被打伤、挤伤和中暑人员。当晚7点35分，深圳电视台宣布，90%的网点抽签表售完。原定两天销售的一天就售完了。由于发售组织工作存在失误，一些网点发生内部舞弊行为。有的发售点数千人排队，但只有30多人买到抽签表；有的发售点刚刚宣布卖完抽签表，就有一些“黄牛”手握几十张、上百张的抽签表，以每张700～1000元的价格兜售。舞弊现象严重，导致广大股民的极度愤怒和上街闹事。
8月10日下午5点，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发布通告，宣布原定10日下午6点的截止收表时间，推迟到11日11点。这一通告犹如一颗火种，一下子就点燃了群众的怒火。他们推测银行推迟截止时间，是为了给那些舞弊者、拥有大量认购表的人创造方便，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高价卖出从后门弄来的认购表。于是，投诉、上访蜂拥而来。据有关方面统计，市长专线接到群众投诉400多个，市公安局接到投诉93个，有5批群众上访。
10日傍晚，股民开始聚集、围观，聚集的人群沿着深南中路向市政府方向游行。沿途游行队伍迅速扩充，各销售网点的股民知道后又一批批赶来。晚上8点左右，情况恶化，数万人围在市政府周围，阻塞了深南中路，造成交通中断。随着事态进一步发展，少数人开始使用暴力，砸汽车，砸摩托车，攻击执勤干警。
李灏在多年后回忆这场风波时称：“8月10日那天晚上，市里正好请来深圳视察工作的陈慕华副委员长吃饭，我和郑良玉作陪。其间不断有人来嘀嘀咕咕，饭没吃完郑良玉就被叫走了。吃完饭，别人告诉我说出事了，股民上街游行了。我一听，急忙赶回市政府，来不及去办公室，刚到一楼传达室，就与在那里的郑良玉、张鸿义、李海东、李定几个市领导一起商量怎么办。当时游行队伍很快就到了市政府，信号弹都打起来了，他们群情激动，高喊打倒腐败、惩治走后门，甚至砸车烧车，打伤公安武警人员，秩序相当混乱。晚上9点28分，公安防暴队向密集人群施放了催泪弹，又动用高压水枪来驱散游行队伍。”
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万分紧急，万一处理不当会酿成重大政治事件。
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李灏提议把计划在第二年发行的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
“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李灏说道。
有人说这个办法不行。把明年的额度挪用到今年，等于是寅吃卯粮，况且，没有中央方面的批准。至少需要请示一下。
千钧一发，分秒必争啊！哪里还有时间给你层层请示！李灏拍板：“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全部责任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
10日晚上9点40分，解决方案以市政府《公告》形式拿到广播车去广播，同时市政府派出机关人员在人群集中地点宣传《公告》。《公告》的五条主要内容是：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将明年的额度提前发行；明天还在原来地点买。后两条最关键，结果，游行队伍呼啦一下散去了，都去排队点排队了。
晚上11点，市里召开局级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上，李灏说：“这次事件不仅是一个敏感的经济问题、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会使民众不满、积怨沸腾，酿成政治风波，成为社会问题。特区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股票市场，就要十分注意在管理尚未完善、措施不健全的情形下，抓好我们自己的队伍建设。个别党政干部、管理人员受利益诱惑，在这次售抽签表中营私舞弊，把抽签表在内部分给有关系的人，使在外面排队几天几夜、日晒雨淋的群众没能买到。走后门，影响很坏，一定要查，要严肃处理。市里还要求所有的机关干部第二天都到销售点去，落实《公告》的五点要求，如果再发生舞弊行为，追究领导责任。”
一切部署完毕，已是8月11日凌晨2点左右。这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亲自打来电话向李灏询问情况，而在李鹏的来电之前，罗干、丁关根等领导已经分别向李灏询问过情况。
李灏向李鹏汇报，说自己动用了明年股票发行额度，加印发行500万份抽签表，明天一早在原销售点发售，股民都去排队了，事情已经平息。李灏说自己处在一种除了这个办法外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都认。李鹏总理说：“你在第一线，你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
李鹏总理在关键时刻的支持让李灏非常感动。回到家中，已经是凌晨4点多。
就这样，李灏度过了恐怕是他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天。
事后，中央对“8·10”风波发了通报：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负直接领导责任，市长郑良玉负主要领导责任，市委书记李灏负领导责任。
“8·10”风波成了深圳股市当年最大的利空消息，早先普遍认为新股抽签表发售势必牵动人气的乐观估计被事实击得粉碎。股灾过后，行情显示屏上尽是卖盘，股价下跌，又一轮熊市降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