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年初，股市继续在高位徘徊，上证指数在2000点一带震荡。
当时“基金黑幕”风波还没有散去，而且“基金黑幕”引发了各方对于中国股市当时的状况以及前景的热烈讨论。
2001年1月，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访问时抛出了著名的“股市赌场论”。吴敬琏的主要观点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股市很像赌场，而且很不规范。即使是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二是“全民炒股”；三是“中国股市目前的平均市盈率已高达60～80倍，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长期支持这么高的市盈率。一时间，”股市赌场论“成为证券界议论的焦点，吴敬琏被称为”敢讲话之第一人。
在吴敬琏发表“股市赌场论”几天后，中国证监会宣布对中科创业和亿安科技进行调查，并推出“券商高级管理人员谈话提醒制度”，沪深股市随即大幅下挫。因此，有人猜测吴敬琏谈话有背景，但吴敬琏却说，他的谈话只代表个人观点，没有任何背景。
2001年1月20日，“联办”旗下的《证券市场周刊》发表文章，针对吴敬琏的观点分别提出质疑，并提出9个尖锐问题，即被人们称为“九问吴敬琏”。
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在经济学界不但没有得到全部认同，反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2月10日，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许小年在接受采访时说，将中国的股市比做赌场还是很形象的。
2月11日，在北京邦和财富研究室召开的“关于如何正确评价中国股市发展状况”的恳谈会上，董辅礽、厉以宁、萧灼基、韩志国、吴晓求五位重量级经济学家联手反驳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
董辅礽，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院长，前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厉以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萧灼基，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志国，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晓求，时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这五位经济学家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言论都有可能影响到管理层的决策取向，更不用说五人联手了，这种组合基本构成中国经济学界或者说证券经济学界队伍中的“梦之队”。难怪这次会议主持人萧灼基教授也毫不忌讳地直言：“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五个人同时出场，这可能是第一次。”
针对吴敬琏的“股市是赌场”的观点，五位学者认为，吴敬琏的看法仍停留在计划经济下，停留在物质生产部门创造财富、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财富的认识上。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进而提高财富创造能力的作用不能抹杀。他们认为股民积极参与恰恰是培养市场意识、投资意识。针对吴敬琏对中国股市炒风日盛的担忧，五位学者认为，证券市场中投资、投机皆不可少，投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先导。
可叹，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号召者、被称做“吴市场”的吴敬琏，竟然被认为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2001年2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对韩志国的专访，标题是《如果吴老赢得论战将是股市一场灾难》。
五位经济学家联手反击“股市赌场论”，使得当时围绕中国股市如何发展的争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经济学界也不乏支持吴敬琏的声音。
2月14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经济学家张文魁的文章《黑庄横行损害投资者信心谁还会在股市上投资》，指出当时我国股市投机成分很大。同一天，《国际金融报》发表了芮群伟的文章《股市大辩论的实质是什么？》，文章说：“以厉以宁为代表的发展派似乎更多的只是一种舆论工具。他们在这次恳谈会上提出的一些观点显得相当浅薄，比如说，他们提出对待股市要像对待婴儿那样，市场经济的鼓吹者现在竟然提出了充满父爱主义的口号，这难免不让人有博取一般投资者好感的嫌疑。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在为股市、为股民说话，但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到股民。按照厉以宁的说法，中国证券市场得以快速发展是三部分人不懈努力的结果，一是理论界人士，二是最早投身于股份制改革的企业界人士，三是为股市开绿灯、定政策的政府官员。在这里他忘了有数千万之众的股民投资者，这应该不是疏忽，或许凭此我们可以看出这场争论背后的某些端倪。”
2月24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中国证券市场的前景和隐忧”政策研讨会。经济学家林毅夫称中国股票市场上的多数行为是投机行为。
3月9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吴敬琏新著《十年纷纭话股市》的前言、长达2万字的《我对证券市场的看法》一文，《中华工商时报》将此称为吴敬琏开始防守反击之举。
吴敬琏在《我对证券市场的看法》中说：“改革不是一个经济自发演进一定能够导致的过程，而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这就意味着经济利益关系的巨大调整。这种调整必然会遇到那些不愿意放弃原有既得利益的人的阻碍和抵抗。只有政府通过运用行政、法律、教育、经济政策诱导等各种手段，才能消除这种阻碍和抵抗。政府除了要保证在转轨时期的产权再配置中初始分配不过分悬殊之外，还完全应当而且一定能够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抑制少数人个人财富的过度积累，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争取建立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当我们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落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对于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著名的财经媒体人方泉就曾评价说：“这样的批评对新兴加转轨的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各个领域某种程度上总是正确的。而且十年前这样说十年后这样讲都一样正确。比如我们说中国的房地产业太黑，说中国的教育领域太黑，说中国的医疗领域太黑，说中国的足球业、中国的娱乐业都有一定的适用性。问题是这样简单的定性式、牢骚式的道德判断究竟是否有助于‘黑’的减少或消除。”
当然，对于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究竟是出于公心还是另有原因，坊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当时吴敬琏是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是中金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而不管是中金还是摩根士丹利当时都没有投资A股的权限，无法在A股市场的上涨行情中获利。于是，摩根士丹利在世界上大唱空，吴敬琏也在唱空，许小年也在唱空，似乎暗示着吴敬琏和中金公司、摩根士丹利之间有着某种默契。
孰是孰非，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