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梁士诒妙救交行

2019-12-1617:05:32交通银行:梁士诒妙救交行已关闭评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袁世凯的亲信,原交通银行帮办梁士诒,以总统府秘书长身份,于1912年5月“兼任”了交通银行总经理。自此以后,梁士诒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积极为交通银行出谋划策,不断扩充交通银行的权力与业务,把交通银行作为维护北洋军阀统治、掠取人民财富的经济工具,后来,几乎把交通银行拖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此时,交通银行在“理财巨擘”陆宗舆的执掌之下,经过辛亥革命的动荡,加以经营不善,大量放款,亏蚀达280万两以上,导致资金枯竭,“行务停滞,几有不能支持之势”。梁士诒掌权以后,面临着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复兴业务的重任。

为了应付资金短缺情况,增加资金来源,交通银行通过交通部向袁世凯上一签呈。

其中,梁士诒提出了一个“缓提官存,新旧帐分开”的办法,说:交行当初为轮、路、邮、电四政而设,今后四政存款均应继续存人交行,概归旧帐往来,随时听候提拨。辛亥革命前邮传部及四政存款,应作为旧帐,仿照中国银行办法,一律转为缓提,一俟清理就绪,议妥办法,再行呈候核咨。袁世凯收到这个“签呈"之后,连看都没看,写上了一个“阅”字。梁士诒立即把它交给交通银行作为依据。

接着,邮传部被冻结的存款达二百万两,被存往天津交通银行。这样,公款大量提取的难关暂时得以应付过去。

1912年9月间,北洋政府向比利时借款修筑陇秦豫海铁路,借款2.5亿法郎,其第一批交款2500万法郎,经梁士诒出面,交通部指定中国、交通两行各收一半. 营运资金增加了。

经过梁士诒这些努力,交通银行资金呆滞的情况逐步好转。 为了取得与中国银行同等地位,交通银行曾于1909年开始发行兑换券,有银两券银元券、还有小银元券。辛亥革命前夕共发行250余万元。但这种发行与一般商业银行并无差别,营运范围受到很大限制。 通过梁士诒的活动,袁世凯于1913年1月下达命令:

交通银行迭经整理,信用昭著。在纸币则例来经详定以前,所有交通银行发行之兑换券,应按中国银行兑换券章程一律办理。交通银行即据此通过财政部、交通部通令各省,凡完粮、纳税、发饷及一切官商交易,交通银行兑换券一律通用。 该行并在轮、路、邮、电各机关分设兑换机构,特别在全国铁路各大车站设立兑换处,扩大收付业务。 交行发行额遂逐年增加。

1914年2月,北洋政府公布“国币条例”,3月,财政部正式印发国币!兑换券,并开始在天津造币厂铸造银元国币,通过中交两行逐步推行。交通银行的发行信用于是日益巩固。

随后,梁士诒依靠袁世凯的势力,在交通银行采用特别会计,国务总理与财政部均不得过问,实际上已成为袁世凯的内库,梁士诒就是袁掌库之人。凡是袁世凯豢养政客,收买同盟会会员,组织自己指挥的特务,暗杀宋教仁之费用,一切款项都由交通银行支出.

1915年5月,交通银行第三届股东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了第一届董事会,选出童事七人。 臭名昭著的大军阀张勋被公推为第一届董事会主席。梁士诒在这届会议上,正式被选为总经理,任振采被选为协理,叶恭绰由交通部派为帮理,代表大官僚、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交通系勢力,在交通银行深深扎下了根

1915年10月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中国,交通两银行具有国家银行性质。交通银行的国家银行地位,由此确立。但是,袁世凯和梁士诒煞费心机的种种“妙招”还是止不住交通银行一步步掉人危险的深渊。

袁世凯窃据了正式大总统并不心满意足,一心想复辟帝制,当皇帝。梁士诒则是袁世凯蓄谋称帝的忠实谋士和财政管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他不仅组织了所谓“全国请愿联合会”,带头鼓吹帝制,而且积极为袁称帝筹款,大肆搜刮。梁士诒控制下的交通银行,成为从财力上支持袁世凯称帝的重要工具。

然而,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为了得到各帝国主义的支持,全部承认了清政府对外签订的一切丧权辱国条约, 北洋政府财政一空如洗,“几乎无一用款,不仰给于借贷”.从1912年到1913年6月,仅仅一年时间内各帝国主义给北洋政府先后贷款32次,贷款总额近4亿元。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续借外债发生困难,而国内财政由于军阀割据,各省自顾不暇,i谁还向中央“上缴”收人呢?这使得袁世凯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不得不转而乞灵于内债。

1914年8月,袁世凯不得已成立了“内目公债局”,梁士诒亲任总理。短短2年多时间,先后发行3次国内公债,总额共2000万元。梁士诒控制下的交通银行,每次经募债款均居各银行之首。但是,随着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迅速展开,北洋政府又是要打仗,又是要为袁世凯筹备帝制,单单.“大典筹备处",就耗费2000万元以上,庞大的开支漏洞使得掌握财政实权的梁士诒看到,借内外债暂时已无办法,增税又难以济急,急得手忙脚乱。

雪上加霜的是,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失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这时政局更加紊乱,西南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段祺瑞还想用武力压服各省,军费不断增加。中、交两行垫款也与日俱增,社会信用开始不稳,广东、浙江等省首先发生挤兑现银的现象,接着济南、京津等地亦相继发生挤兑。安徽督军倪嗣冲、官僚及资本家段芝贵即分别向中交两行提取现银达130万元以上。梁士诒即与中国银行密商应付之策.梁力主发行不兑现纸币,以图取得喘息机会。 刚上任不久的段祺瑞,匆匆忙忙接受了这一意见,由国务院于5月12日直接下令停止兑现。

停兑令一公布,马上就遭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抵制。 在全国更是造成市场一片混乱,人心动荡,物价上涨,洋厘飞涨,投机家们更是借机混水摸鱼,杀价收买中交钞票,投机谋利,造成钞价不断下跌。

因为物价飞涨,外国在华企业利益大受冲击,纷纷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五国银行团也发 出申明:那些外债的抵押品, 收款必须用可以流通的货币。北洋政府必须保证这些纸币能每日易成现银,否则就要干涉。5月17 日 ,北洋政府被迫宣布部分改变停兑办法:凡海关、盐务、铁路等所收中交钞票均可 照常兑换现银。 这样,停兑令下达没有几天,就首先为国务院自己部分破坏。

停兑令下达后,由于各省政治上四分五裂,对待态度和执行情况极不一致。因此,各地反段空气益烈,纷纷电京要求变通办理,梁士诒本来是想拉实力充足的中国银行下水,一起替交通银行承担其风险,没想到这一着又砸了 自己的脚。 因为中国银行实力强大,抗拒了停兑令,交通银行却进行了停兑,信誉大失。但是,它有的行处如汉口、九江、安徽、湖南等地一度停兑,不久即先后恢复兑现。山西、张家口两地交通银行,开始时照常兑现,后以不能支持又复停兑。东北三省处在日、俄两国势力控制之下, 照常维持兑现,但规 定现银禁止出境。在上海,中国银行宣布不接受停兑命令后,不仅浙江兴业、浙江实业等银行进行支持, 汇丰,麦加利、华俄道胜等十家外商银行也出面支持,因此,中国银行能够照常维持兑现付现。但上海交通银行由于实力不足,只能遵令停兑。上海总商会怕影响上海市场,派人到交通银行调查账目。发现交通银行在上海除库存现银及其他财产外,只要调拨70万元,就可以应付兑现。于是,总商会电请 北京国务院及交通部、外交部、财政部等呼吁并转商麦加利银 行等进行借款支持,但是,这却没有得到一家外商银行的同意。

为什么中交两行同为国家银行, 这些外商银行却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呢?

原来,他们早已看到,中国银行的实力大于交通银行,保住了中行,不仅是维持上海金融、贸易市场稳定的需要,而且也是维护他们在华企业利益的需要。交通银 行作为袁世凯称帝筹款的工具,已随着袁世凯的垮台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见风使舵的他们哪还会支持交通银行恢复兑现? 因此,尽管上海总商会一再呼呼,仍然没有任何的结果。

袁世凯倒台以后,黎元洪继任总统。7月14 日,黎元洪下令通缉鼓吹帝制的祸首梁士诒。梁士诒已闻风逃亡海外,而交通银行由于他在位时财政垫款过多而发生停兑风潮,几乎到了崩溃的绝境。

1916 年 11月, 交通银行董事会公推原外交次长曹汝霖为总经理,力图利用他的势力,挽回交通银行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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