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有着显赫的“名气",他不仅是梁士诒交通系的重要人物,还在清末担任过交通银行稽核,又是袁世凯亲日卖国的重要助手。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曹汝霖只是由于日本公使的“保护”,才免于遭到黎元洪的通缉。黎元洪的后台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后台又是日本。曹汝霖有日本的关系,因此,他出任交通银行总经理,股东会对他寄予厚望。
曹汝霖上台后,也“不负众望”,开始积极筹划恢复停兑之后的兑现。但是,交通银行已是陷入绝境,他要实现兑现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决定先设立一个兑现基金。
正好这时日本内阁改组,新任内阁首相寺内鉴于前任侵华政策过分露骨,手法一变,由“霸道主义”改为“王道主义”,打出“中日亲善”"的旗号,决定在政治欺骗的同时,采用经济渗透的办法。1916年12月下旬,他派出私人代表西原龟三来华进行秘密活动。西原到北京后,通过黎元洪总统府顾问板西,与刚上任的曹汝霖见面。
此时曹汝霖正为自己的兑现基金资金来源犯难,西原向他表示:“贵国目前最困难者莫为财政!因为受四国银行团的限制,我国不能单独行动。这次我是以私人资格与你见面,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敝国愿尽微薄之力。”
曹汝霖见日方愿意主动帮助,立即回应, 很快双方达成协议。第一笔贷款500万目元,第二笔借款2000万日元,先后签约。为了避免四国银行团的干涉,这两笔借款都是由日本兴业、台湾、朝鲜三银行出面与交通银行然约,实际上,借款全是由日本政府大藏省暗中拨出。
可是,有了钱,曹汝霖却又忘记了交通银行,借款用途名义上是为交通银行“整理业务,恢复开兑”"。但除第一笔借款由交通银行用于恢复兑现基金外,第二笔借款就开始 转移,全用于弥补北洋政府开支,充当军阀混战的内战经费。但是,这笔款子还是缓不济急,于是,段祺瑞政府又通过曹汝霖向西原继续贷款,先后共8笔,借款总额共为1.45亿日元。段祺瑞政府以向日借款担保品名义,把东北铁路、金矿、森林等重要资源抵押给日本,这种手法比之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并无逊色。
日本借钱给中国,既有大目标,又有小念头,寺内内阁是要夺中国的路权、矿权,而日本财界贷款却是为了中日“合办”交通银行,进而图谋并吞交通银行。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财界专门指派专人来到中国,与交通银行股东会长陆宗舆等进行密谈,而陆宗舆等对日本人的合办要求都完全表示赞同。 最后,双方决定先由中日合资创办一新的银行。
这一阴谋完全得到曹汝霖的同意。
最后,在曹陆二人的努力下,徐世昌和段祺瑞都“热望”中日合办银行。事后,他们一起提出了合办银行的具体构想,并且,还计划以国内有财力的人和地方督军、省长为股东,企图在中日提携的幌子下,纠合各地督军省长,把北洋军阀的各方面人士都联合起来。
后来,西原来信把合办银行命名“中华汇业银行”,并准备在1918年8月正式创立。
正在曹汝霖等人大办中日合作 时, 总理段祺瑞却与总统黎元洪因为争权夺利发生了决裂。段祺瑞出走北京,逃到天津。交通银行第一届董事会主席张勋听到这个消息,暗中阴谋发动复辟政变。 他致电黎元洪,表示愿意充当他和段祺瑞之间的调解人,得到黎元洪同意后,1917年6月7日,张勋带领“辫子军”步、马、炮兵共10营约5000人及随员148人由徐州动身,8日行抵天津。他在动身前通电独立各省,要求各省发出军队,驻扎在原地,直到他到达北京结束调解。
黎元洪听得张勋统率大队人马来北京的消息,立即电请徐世昌、李经羲劝告张勋减少人京人马,以免京师人心恐慌。张勋却突然向黎元洪派到天津欢迎他的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提出,要总统下令解散国会,至10日止,限于三天之内实行,否则不负调停责任。 夏寿康慌慌张张地把这个消息转报黎元洪。黎元洪便下令裁撤公府军事幕僚处,并邀请国会各政团留京领袖到总统府会谈, 请他们劝告两院议员总辞职, 政府愿意发给每人2000元.
可是,他还没有协商好,9日,张勋的“辫子军"先头部队已开进了北京,分驻天坛、先农坛.
与此同时,张勋在天津寓所召开了一次会议。会后邀李经羲到段宅,请段祺瑞同往北京“共筹国是”。段祺瑞婉言谢绝。张勋又到徐世昌家进行了长时间密谈。
14日下午3时,张勋以“战胜者”的姿态,乘专车到达北京。黎元洪派代表到火车站迎接。 由前门车站到南河沿张勋的住宅, 沿途都用黄土铺地,军警夹道警戒,并且,张勋辫子军的步哨和岗位也分插其中,城楼上和城墙上都站有全副武装的兵士。这是以前皇帝出巡的气派。张勋的汽车要经过的路线,都先派马队把行人赶走,因此东城和西城的交通断绝达四小时之久。在警戒线内,行人不能通过,但是外国人却不受限制。黎元洪早已传令打开中华门迎接张勋。
到京的当天,尽管总统府悬灯结彩等候着他,但是,张勋并不见那位对他望眼欲穿的总统。第二日早晨,黎元洪派夏寿康等到张宅当面又请。一直到9点多钟,张勋才乘汽车出门,先访王士珍、李经羲、江朝宗等请他们作陪,然后才和大总统见面。
16日,张勋头戴红顶花翎,在四个定武军统领的护卫下,乘汽车到神武门,再换乘肩舆小轿到清宫,到养心殿谒见溥仪。见到清朝废帝溥仪时,张勋行跪拜大礼,自称“奴才”“恭叩圣安”。溥仪赐坐,赏他可以在紫禁城骑马的特权;四个“皇妃”也都到养心殿和他接谈。最后,溥仪又“赐宴”,并“赏”给张勋多件古瓷名画。
张勋又到东交民巷遍访各国公使。 其中,受到日本公使设宴招待。
7月1日凌晨3时左右,溥仪升殿,张勋等人跪着请了“圣安”。
4时,张勋指定王士珍、江朝宗为民国代表,梁鼎芬为清室代表,李庆璋为他自己的代表,一齐到总统府逼迫黎元洪在已经拟好的“奉还大政"番的"突折"上式名盖章、这是与袁世凯一样复辟帝制的行为,黎元洪像木头人一样,即不动笔密名,也不开口说话,以后,他索性连眼晴都闭上了。
上年9时，张勋和康有为由神武庙到清宫,用“御玺”益上一道一道的伪谕,由张勋副署发表,第一道谕令宣告帝制复辟;第二道谕令“赐封"黎元洪为“一等公";第三道谕令组织伪内阁;第四道谕令派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刘廷环,袁大化、张镇芳为“议政大臣”;第五道谕令派万绳拭、胡嗣瑗为"内阁阁丞";第六道谕令委派各省伪官的伪谕。 其余还有第七道至第十九道谕令。
张勋一复辟,段祺瑞立即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出兵讨伐。
在段军兵临北京城下时,有人劝张勋投降,接受段祺瑞解除武装的条件， 张勋却用几句歌谣式的言辞作答:“我不离兵, 兵不离械。 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接着,他又发表一个通电,“痛斥”北洋人物背信弃义、出卖朋友，在讨逆军发动攻城战斗时,段祺瑞下令大炮只许实弹放一发,此外只能放空炮威胁辫子军投降。
7月12日拂晓,残余的辫子军被段军逼迫集中到南池子一隅。就在此时,讨逆军从宣武门城楼上发出的一颗炮弹打中张勋的住宅,张勋在两个荷兰人保护下,坐汽车逃往荷兰公使馆。
段祺瑞讨伐张勋成功,逃亡在外的梁士诒意外受益。 原来在这一场反复辟“再造共和”中,交通银行也暗中用向日本人借来的债款支持段祺瑞,反对自己的董事会主席,立下了一个大功。于是,在曹汝霖出面请求下,段祺瑞于1918年1月撒销了对梁士诒的通缉,3月,梁士诒回到北京,5月,他又被交通银行董事会选为董事会会长。
1918年8月,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成立,由亲日派官僚陆宗舆任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