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秋冬之交,交通银行总经理曹汝霖又买一新家,搬到了北京佟府夹道的新房子。
几年来巧取豪夺,曹汝霖腰缠万贯,新宅豪华非常。 这房子有一个小型戏台,可以招待一二百人看戏。11 月16日,曹汝霖以为父祝寿为名,举办一个堂会。 戏码已经排定,正要开演时,交通银行协理任振采来到曹家告急,说发生挤兑风潮了.
曹汝霖一听,心一震,冷笑着说:“这怕什么?我行有1000万日金预备金,索性敞开兑现,风潮自会平息。”
任振采却有气无力地回答说:“这1000万日金早给财政部借去了。”曹汝霖脸色大变,厉声叱道:“我再三嘱你这1000万日元不好动用!怎么你一声不响就借给财政部了,你眼里还有我吗?”
其实,这次停兑风潮的祸首不是别人,仍是梁、曹。
1921年,北洋政府南北统一的幻想已经破灭,新四国银行团的借款仍未实现。奉直两系共同控制的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濒于绝境。政府机关各部门欠薪已达20个月以上。 代理财长潘复向北京银行界商借秋季借款480万元,而交通银行却在梁士诒和曹汝霖的指使下独家承担300万元。银行同业曾讥笑交通银行:“你们阔,一家担.”
中交两行还为财政部向其他商业银行借款开出保证性的存单多张,其中交通银行即达539万元。 存单陆续到期, 财政部除拨还100多万元外,其余大部分都没办法归还,两行被迫兑现,以致款子愈紧,现银日枯。这时交通银行全部发行额为4069万元,仅有现金准备515万元。北京、天津两行发行额共1053万元,而现金准备仅剩40万元。中国银行库存也很紧张。柜面应付提取捉襟见肘,现银越兑越少。11月初已发生挤兑现象。11月15日,北京银根紧迫,谣言四起。两行门前人潮汹涌,挤兑加剧。北京交通银行开始采用限制兑现办法,前后门军警把守,限制兑现人数,空气更加紧张。到了16日,挤兑人数更多,交通银行已无力应付,只得宣布停兑。消息传出后,天津中交两行也相继宣告停止兑现银元。
11月,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召开华盛顿会议,讨论中国门户开放,策划国际共管,监督中国财政金融等问题。为了制造共管口实,帝国主义者一面有意散布中交库存空虚的消息,蛊惑人心;一面指使各国控制的中国海关、邮电行业拒收中交钞票,外国洋行也同时向两行挤提存款。当北洋政府要求总税务司英国总管安格联拨出关余存款600万两应付挤兑时,竟遭到无理拒绝。英美等国的行动进一步加剧了挤兑的危机。
上海英文<字林西报》竟然公开造谣,于11月15日印发号外,报道“北京中交两行停闭”, 因此,一时更增加了上海中交两行的挤兑压力。挤兑发生时,交通银行董事长梁士诒不在北京。
曹汝霖不敢怠慢,点好的戏也不敢看了,立即与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向国务总理靳云鹏求援。靳云鹏是在奉直两系妥协下暂时上台的。面对财政金融恐慌,才疏力弱的他束手无策,只好说:“你们去找高财长看看。 ”
而新任财长高凌蔚,因向帝国主义乞求关余无着,早已避不见面。 在内外因素夹击的复杂形势下,终于造成第二次停兑风潮,并迅速波及到上海、汉口、济南、太原等各大城市。
面对这次挤兑风潮,由于现款短缺,交通银行一开始时采用限制兑现的办法。 每有钞票五元,只兑付现洋一元,余四元仍付钞票;且于付款时,故意将现洋反复敲打,手续异常缓慢。人们只听见叮当叮当的声音不绝于耳,却就是不见兑出什么大洋。其实,曹汝霖这一着实际上就是为了多拖延时间,少兑出现洋。 但是,几天后,他连一点现洋也搭付不出了。 于是中、交钞票在市面上又有了行市,其情形的严重,不亚于1916年的停兑风潮。这时中、交两行都内部空虚,彼此互相探听对方实力情形,生怕倒闭在对方的前头。
此时, 北京的步军统领王怀庆对挤兑风潮非常关心,会同内务部、京师警察厅共三方面代表,深夜召集中、交总行负责人到他的住处谈话。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以为他有什么“拯市"妙招,冯耿光和张嘉玻代表中国银行,曹汝霖、任振采代表交通银行连夜前去王宅。
在王家,王怀庆和内务部、警察厅的代表坐在长桌的上首,冯耿光等坐在下首。 他们问话时态度十分严肃,一再追问中、交两行的现款到哪里去了,是不是私人挪用了,对交通银行尤其不客气。 警察厅长殷鸿寿说:“若在外县,发生有钱庄停兑倒闭等情事.经理人是要枷首示众清查财产的。 这次在北京城里,客客气气,还不好好交代 清楚。”
冯耿光听后非常气愤,站起来说:“今天我们四个人都在此地,可以暂时拘禁起来,请派大员彻底清查中、交两行账目。 如果有私人挪用公款,以致发生风潮,情愿以身家生命抵偿。”
王怀庆看到局面弄僵了,就说:“您不必动气,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想个办法,应付这个局面。”这才缓和了全场的沉重空气。
后来,经过中、交当局向各方面疏通,终于把王统领的“问责"之事搁下来了。因为这次问话,是由三个官厅共同召集的,他们就把它叫做“三堂会审”。
中国银行的亏空没有交通银行大,京、津两行又由沪行宋汉章等装来现洋接济,因而这次风潮经过半个月就解决了。
可是,交通银行由于现银筹措无着,一时没有办法,而梁士诒知道北京发生风潮却远避香港不回。
这时,靳云鹏内阁已无法维持下去,各部欠薪越积越多,一切政务都陷入了停滞。 大总统徐世昌派人与直系军阀曹锟 和奉系军阀 张作霖商量对策。 为了解决紧迫的财政金融危机,协议支持梁士诒出面组阁,梁士诒遂于11月底回到北京。
在梁士诒的授意下,交通银行董事会决议派原交行协理,交通系骨干叶恭绰赴奉与张作霖商洽借款,以解决交通银行停兑危机。徐世昌原反对奉天借款,但又苦无其他办法,只好同意。张作霖即于12月14日入京,靳云鹏下台,由梁士诒于12月24日接任内阁总理。交通银行向奉天官银号及兴业银行借银400万元,于1922年1月7日恢复兑现,第二次停兑风潮才得到短期解决。
曹汝霖因停兑问题受到各方责难,此 时他已捞足,急忙“激流勇退”,借口任期届满,辞去交通银行总经理职务。
梁士诒是在奉系军阀支持下组阁的。但梁组阁仅一个月,就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攻击下台。 奉直二系共同掌握北京政权,你争我夺,局面自然难以维持。同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战败退出关外。粱士诒以战争祸首罪名再遭通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