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曹汝霖下台后,交通银行于1922年2月召开临时股东总会改选原交通银行董事、两浙盐运使蒋邦彦为总经理。 蒋邦彦却不愿出任拒不到任。 京津交行面对百孔千疮的困境,一筹莫展, 别说是支持其他单位发工资,就连总管理处的薪水都发不出了。但是,这没有难倒众人,大家变卖呆滞放款的抵押品,既发了工资,还勉强能撑持局面。 交通银行几平处于绝境了。中国银行当局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利用交通银行的困境和交通系的失势,图谋并吞它。
中交两行合并问题,由来已久。袁世凯统治时期,内阁中即有保留中行、停办交通银行的动议,终因梁士诒等的反对,未能实现。 袁死后,交通系失势,发生第一次停兑风潮,中交合并的呼声又喧嚣尘上。1916年6月,原任财政总长周自齐发表了《整理金融条陈》十大点,重新提出了中交合并、统一国库、统一发行的建议。条陈第五点具体指出:“将交通银行并人中国银行,原有商股换给中国银行股票,官股亦改商股,与中行一律,所有钞票由中行担任兑收,所有债权债务,由中行承担清理。"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亦有提出维持中行清理交通银行的议案。消息在<申报》披露后,交通银行在天津的商股股东即联名致电政府表示反对。7月8日又在天津成立商股股东联合会,选出交通系主将陆宗舆为会长,出面力争。 继任财长陈锦涛权衡得失,抉定把两行是否合并提交国务会议讨论,结果,在国务会议上没能获得通过。两行合并的问题,只好暂时作罢。
随后,由于中交两行恢复兑现的步调不一,更加增加了市场混乱。社会舆论要求统一国家银行的呼声又高涨起来,但也没有实现。经过1921年第二次停兑风潮,交通银行实力、地位更加削弱。这时,中国银行由王克敏主持,他又心起合并交通银行的主意。但是,他认为梁士诒是交通银行元老,要倒交行就得先扳倒梁士诒。于是向徐世昌进言,说梁士诒在香港酝酿倒徐。徐世昌大惧,连问:“怎么办?怎么办才好?"
王克敏于是建议说:“召梁北归?"
徐世昌于是力劝梁入京,出挽危局。其实欲其离港而已。
后来,梁士诒来京组阁失败后,中 行当权者认为时机更加有利,遂策动交通银行部分股东,召开股东会议,讨论中交合并问题,并电邀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钱永铭北上洽商。
这 时上海交通银行的业务已有一定基础, 钱永铭与交通银行在江浙的股东都反对合并。经过共同协商, 他们决定在沪成立交通银行股东联合会,并推出原进步党首脑张謇来抵制合并的主张。
张謇在袁世凯当权时期,曾任过实业总长和农商总长等职。这次出任交通银行股东会会长后,即于1922年5月致电大总统和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反对中交合并。电文指出,金融机关本应是独立政治之外的,交通银行是由官商组合而成,与中国银行是“兄弟之机关"。交通银行当前的困境,系“人害机关, 非机关害人”,即梁士诒损害了交通银行, 非交通银行本身所应负其咎。张謇这一闹,合并之议也就不了了之。
6月,因为张謇保行有功,交通银行在北京召开股东总会,正式推选张謇为总经理,钱永铭为协理。事先商得股东同意,张謇出面只是为了应付政治环境,可以不到行办事,实际业务均由钱永铭直接掌握。
钱永铭主持交通银行后,发现行内政府垫款过多,业务经营腐败,于是加以整理。
经过两年整顿,业务渐有起色,渐渐扭转了近几年来连年亏损、信誉下降的局面。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10月9日,直系军阀吴佩孚电邀交通银行钱永铭及中行总经理张嘉璈来北洋政府财政部,勒索借款200万元。两人都说金库内无现金,加以拒绝。吴佩孚很生气,即下令扣留钱、张二人,并说:“两君有款可去,无款则留,愿三思之。”
后来,两行被迫借款120万元。
直奉交战一个月后,奉胜直败。北京政权遂为奉系势力及被改称为国民军的冯玉祥军队所控制,两派暂时协议把日本帝国主义的老工具段祺瑞推出来当临时执政。段祺瑞为了应付财政危机,于1925年3月又把尚在通缉中的梁士诒电邀返京,任命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梁士诒回到北京后,马上把交通银行抓在手里。交通银行即于同年5月召开股东总会,提前改选了总协理和部分董监事。梁士诒再次当选为总经理。任期未满的张謇、钱永铭被迫辞职。 张謇在辞职书中,气愤地写下“不再供诸君牛马"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