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 月,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 广东革命政府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北伐战争。由于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梁士诒预感到北洋政权即将覆正于是把交通银行总处迁往天津,准备作最后观望。 1926年底
北伐军国民政府进驻武汉,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电邀梁士诒到武汉商讨财政问题,要求交通银行提供借款,支持 北伐战争。 梁士诒不仅没有亲去武汉,而且仅介许借款50万元,并且限定只能在湘豫前线使用,结果引起国民政府的不满。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江浙、上海以后,蒋介石反共反人民面目讲一步暴露, 并已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梁士诒作为操纵北洋政府财政金融大权的代表,即于4月份被国民党政府 指名通缉。 自此以后,交通银行即从北洋军阀手中转移到蒋介石四大家族手中。
1933年交通银行董事会面临换届改选,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为了控制民间商业银行,急需拉拢一批银行界上层名流。 在交通银行,他选中了胡笔江。
胡笔江,名筠,祖籍江苏镇江。他年轻时曾在扬州钱庄当过学徒,后来又到银号做过店员。1910年到北京公益银号做职员,后来进入交通银行。他从普通行员干起,一步步高升,当过稽核、分行副理、经理等,1921年,他和黄奕柱等人创办中南银行取得成功,和金城、盐业、大陆三个银行一起有“北四行”之称。后这四行发起联合储蓄会,他被选为执行董事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胡笔江的银行事业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
1931年秋天,原为金城银行独资开办的太平保险公司准备扩大资本,胡笔江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投资项目,征得黄奕柱同意后,决定联台中南、大陆、交通、国华、金城五银行共同开发。 当时国内华商保险业规楼最大的中保公司开办后,生意十分兴隆。可是,中保公司虽有中国银行务与投资,但实际资本才不到300万元,资本实力还不算太雄厚。
因此,胡笔江打算联络这些银行集资500万元,这样不论从资本总额或安全程度上来说都可靠得多,不愁生意不来。这一步棋他走对了,经过扩资的太平保险公司由黄奕柱任董事长,胡笔江等人任常董,总公司设于上海,扩资后业务十分发达,保险费收人一下子超过中保公司,居于华商同业之冠。这一成功鼓舞丁胡笔江的信心,他和“北四行"其他领导成员经过协商,要在中国银行界树立新的形象,又在上海静安寺路建造一座24层楼高的国际饭店。 这 时居于国内高楼之首的是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的虹口百老汇大厦,它是美国人建造的。胡笔江等人计划建造这样一幢大楼,就是要以中国人的名义取代它。
这一设想,得到了大多数董事的赞同。 于是由董事会议决,共同出资500万元,一半用于购地建造,一半用于内部装修及添置设置。胡笔江等人要在上海最繁华地段建造这幢远东的第一高楼,给中国人大大争了光。国际饭店工程,由国内最大的华商建筑业老板陶桂林的馥记公司承建。后来,这幢大楼落成成为当年上海滩上的一桩盛事。它以远东第一高度、高雅富丽的装潢、美轮美奂的设施,招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胡笔江和四行储蓄会也因此名声远扬。
然而,树大招风,一场风波骤起。
这时,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财阀为了控制中国的金融,准备搞垮中国的一些最有实力的商业银行。
一天,他们唆使一批浪人手持大量中南钞票向天津分行兑现,天津库藏供应一时不敷,浪人们就大肆鼓噪说:“中南银行要倒闭了!"
这种局面足足持续了两天, 胡笔江一面胸有成竹地指示天津分行照兑,一面加紧从上海等地赶运银元维持。第四天,日本人看中南银行稳如泰山,才俏悄告退了。
由于胡笔江的这些举措显示了卓越的经营才能, 他在国内金融界的地位更高了。
国民党政府对胡笔江也开始刮目相看。胡笔江于上届改选时被选为交通银行董事,在交通银行董事会改选之际,他对这家国内数一数二大银行的董事长宝座怀有浓厚的兴趣。无独有偶,这时正担任国华银行总经理的唐寿民,对交通银行总经理一席也情有独钟。于是,胡、唐二人经过一番商议,就去找孔祥熙疏通。孔祥熙暗示他们如能遵循他的旨意,事情当可办成。 胡、唐二人出于各人目的,表示答应。
随即,国内银行界便出现这样一幕怪剧,由南京财政部下令,调交通|银行原董事长卢学溥任中央银行造币厂厂长、 原总经理胡盂嘉任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 在交通银行董事会改选会上,由政府代表提名,胡笔江继任董事长、唐寿民继任总经理。
胡笔江、唐寿民、胡祖同、钱永铭、陈行五人被选为常务董事。
胡、 唐二人上任后, 马上联名提议由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出任常务董事。与会各行代表都知道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儿子,这是孔祥熙早已 认定的安排,于是,会上没有什么大的争议就通过了此项提名。可是,这时孔令侃还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名在读学生。尔后,上海银行界就传出一则新闻,说胡、唐这二位董事长和总经理,经常为商量“要事”,一道坐在圣约翰大学休息室里等待这位学生常董的“接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