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孔祥熙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增加中国、交通两行政府官股比例,进一步实行改组的方案,以获得自己在两家银行的控制权。
这件事在国内政、经两界掀起轩然大波。
首先是政界要人, 中国银行常董唐寿民激烈反对。 他是汪精卫的红人,汪也对孔的议案予以否决。同时,上海银行界头面人物张嘉璈、宋汉章等也一口拒绝。 孔祥熙一下子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但是,“襟兄”的议案得到蒋介石的坚决支持,在行政院会议上,蒋介石下令:“此事事关国家经济,不通过也得通过!”于是, 很快获得通过。在这场纠葛中,胡笔江虽未抛头露面,私下里却向孔令侃表示了赞同的意见。 改组后,他不但仍稳坐交通银行董事长交椅,还在修改章程股东大会上,将“总经理商承董事长综理全行行务”一条,改为“秉承董事长综理全行行务”。这一字之易,把唐寿民气得七窍生烟。胡笔江却志满意得,他由一商业银行总经理登上了四大官办银行之一的董事长宝座,而且大权独揽,这可以说是他生平事业的顶峰。
胡笔江发迹之后,有乐捐助、喜交友的美誉。 早在 1931年,长江下游发洪水,他曾捐献10万元给家乡邗江修堤。现在做了大银行的一把手,他更是挥手豪爽,为了扶持老家的农桑事业,又出资购买几十万株良桑绐家乡父老栽种。同时,他还在上海捐资10万元开办了竞生学校,招收贫困的优秀子弟人学。但是,他的造福家乡的善行,常常受到各地军阀和一些“有心人”的拦截。 为此,胡笔江不得不出钱做些打点.
陈调元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他的部队一部分在苏北。胡笔江为结交他便于桑梓建设,慷慨地将位于上海沪西极司斐而路76号的宽广私宅赠送给他,此事在上海滩一时被称为“豪举”。
1942年汪精卫从河内回到上海,成立“伪政府”后,唐寿民为报当年之仇,大笔一挥,把这幢豪宅没收,由军警占用。这里被日伪占用后,成为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工总部”魔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