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上海登陆,交通银行奉国民党财政部的命令,又改为总管理处,撤销业务部,恢复上海分行,然后总处撤往汉口,业务中心移往香港。
抗战开始后,为应付战时的金融紧急情况,协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的步伐,国民政府成立了四行联合办事处。1939年9月,国民政府又对四联总处进行改组,设理事会,由四行的负责人及财政部、经济部的代表组成,蒋介石亲任理事会主席,孔祥熙、宋子文、钱永铭为常务理事。
在实行法币制度以前,四联总处的四家银行的钞票,都是由英国华德路公司、德纳罗公司、美国钞票公司等英美厂家承印。1935年四行钞票被指定为法币后,中央、农民两行一部分委托国内印刷厂家承印。中国、交通两行因为英美厂家印钞技术高,不愿委托国内厂家印刷,直至1937年抗战开始后,因钞票需要骤增,完全靠国外印制,远水难救近火,又嫌印价太高,也开始委托一部分国内厂家印制。因为战争失败,四行发行部也由上海移到香港, 印钞业务也都移到了香港。 各地需要的钞票统统由香港供给。为了驻港发行人员便于洽办事务,交通银行发行部的许敬甫建议成立四行发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发联处,其他几家发行部也大为赞成,于是刻好图章,宣告成立,办公室设在广东银行大楼。 四行发行联合处是由四行发行人员自行成立的,事前没呈准四行总处批准,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看见四行联处的行文时,大为震怒,说:“他们简直胡闹,这种组织简直等于伪组织。要予他们以应得处分。”
可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却与他唱反调,许敬甫等人总算平安无事,但是,这个组织很快取消了。
这时承印钞票的印刷厂也由上海迁到了香港,开始时,一切工作还都顺利无阻。不久,太平洋局势日益紧张,然而,香港当局和重庆方面,都认为香港决不会发生战事。
1941年秋冬之交,交通银行驻港机构突然听说香港政府开始搬移重要物件,香港救火总会也将几件最新式的重要机器向新加坡方面移去,大家不免有些惶虑,立即发电向移迁重庆的总管理处报告并请示机宜。重庆方面收到他们的电报竟莫明其妙。
12月7日,许敬甫他们还接到董事长钱永铭密电,说:勿虑,还说香港政府移动物件,无非是做作而已。 结果,所有四行存港的钞票、公债、证券、洋股,英镑、美金等重要物件丝毫没有防备措施。
12月8日拂晓,九龙方向传来阵阵轰炸声,开始时,许敬甫以为是实弹练习,并不在意,可是,上午一看到报纸号外,才知珍珠港被袭,日本和美国已经打起来了,并且日军已从广东方面进攻九龙了。
这时四行库房都在香港。几家制印钞票的厂家,三家在香港。四行承办发行的人员,除绝少数住九龙外,都住香港。日军进攻时,九龙方面没有抵抗,仅一两日就全部沦陷。在九龙全陷的前一天,为避免中央钞票落于敌手,曾电在九龙人员赶快设法到局进行切销,但工作人员虽勉强集合,却因为炮火太密,无法动手,而该地烂仔流氓、地痞之流到处趁火打劫,打开仓库危险甚大,于是就只得听其自然,所以九龙沦陷后,中央存九龙钞票等全部落于敌手。
在香港的人员突然遭此意外事变,手忙脚乱,幸好香港有英国军队及商团队伍进行抵挡,他们有些时间比较从容地商筹应付。他们想到的首先是设法使钞票、钞票版模以及债票、证券、洋股、英镑、美钞等不被日军劫去利用。 在平时, 比较重大的事,多是四行会同一起商酌,现在,大家只得各自为谋,各自行动。但中国、交通两行现是大行,又有合作的深远的历史,而执事人员的情感作风也较易于协作,因此,他们现在遇到战事仍坚持一起协商而行。中国、交通两行人员商酌时,有人说:“东西如此多,人!如此少,外边炮火义如此紧密,在烈焰笼罩下,办事万分困难,可否先将大东书局厂房纵火焚烧,以免资敌.”
大东书局厂内存有钞票、邮票、印花税票及钞票、邮票等版模甚多。但是,众人商谈来商谈去,都认为这样做太冒险,最后决定将存在自己库房及商务、大东两厂的印成钞票及票版等先行销毁,能做多少就多少。商定之后,两行人员随即各自动手。
办法是库房存钞用小型切刀截角, 厂房存钞用电动大型切刀截角作废。
但是,由于员工和工友都没受过军事训练,在炮火中做事甚为勉强。这时,大东书局工友两人同时被一个炮弹炸毙,交通银行一位工人被英军开枪射死。大家一个个干着活,心里却是惊惶不已。不久,由于电力中断,电动切刀不能再用,钞票仅切销一小部分,大部分无法动手。
许敬甫跑去大东书局处理承印钞票版模的母版,12月10日夜间,他与大东书局总经理沈骏声在篮塘道山上将其用铁锤锤毁后埋在地下,以备日后交代,锤版时声震山谷与炮火声相唱和。锤毁的母版中有一块是刚刚镌成的新版,这块新版是镌刻专家唐霖坤所刻,刻制时曾花高价,日夜督促,才于12月7日镌成的,甫成即毁,两人边锤边叹惜不已。最后,所有存在大东厂内的版模,都被他们销毁。
香港英军投降前,日军提出停火谈判,日军总督乘小艇从九龙渡海而来,艇上张一白旗。在谈判期间,双方暂停射击。这时,许敬甫和中国银行主办发 行的史久鳌,同住大东书局总经理沈骏声家里。 一停火,两人马上赶往交通银行总行设计处处长刘展超处打听消息并请指导机宜。 刘展超是交通系嫡系,是一个日本通。在刘家,许、史说:“我们打算在日军到港后,扮作康元制罐厂工友,隐避一时,已经与该厂主持人阮维扬谈好。"但是,刘展超说:“这不太好,你们还是以交行行员的身份出面好。这样我估计可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并且为行负责也应该如此。"
许敬甫两人只好放弃扮演的打算。
可是,日英谈判却没成,双方继续开火。最后,英军在12月25日的圣诞节傍晚悬白旗投降,日军随即开进香港。
日军到香港后二三天, 就派大井军官带一个背着长步枪的兵来到交通银行,下令马上派一位代表随他同到军部谈话。许敬甫立即起身,随他前往。
大井与许敬甫两人交肩而行,持步枪的日本兵跟在后面。路上,大井还与他谈谈说说。一谈起来许敬甫才知这位大井原来是台湾银行香港分行高级行员,能讲粤语、英语。 路上,大井告诉他说:“这次皇军到港,是以英国人为敌人,你们中国人是友邦国民,我们是要亲善相待的。”
许敬甫“嗯”了ー声算是回答。
大井又说:“等下大佐问话,你应照实对答,不要害怕。"
许敬甫心里想:“你们的所谓亲善,是件可怕的东西,不过能不把我们当敌人看待,倒可胆大一些.”两人边走边谈,不多时就到了日军军部。日军的军部就设在胜斯旅馆大楼。进旅馆后,大井带着许敬甫进人一间小房让他稍等。
这时,许敬甫一看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郑铁如已先在这里了,两人相视作一苦笑。
一会儿,大井招呼两人一起进入一大房间。房中置一很长的桌子,前面列坐着五位军官,大井叫许、郑两人与他们相对而坐,坐在中间的是军官,开始问话,大井翻译,但是,他的问话并不很多,主要是他们在港任务,来港共多少人,库存物数以及钞票印运等情形。
军官说:“我们看见印刷厂内,满地都是切断的新钞票,这些新钞票为什么要切掉?”
许敬甫答道:“我们因为听见九龙发生战事时,烂仔抢劫十分厉害,所以赶快把钞票切销,以免被抢,后来,听说日本军队已登陆人境,就立即停止了切销。”
这个军官一听,低头说:“你们这样办很对。”
其实许敬甫他们切销钞票是防日军,中止切销乃因电力停止。
最后,日军军官说:“你们的库房和铁箱都应由我们加封,以后,如果要存物取物,应向我们申请启封,存取后仍由我们重行加封。”
然后,他交给他们一些表格,吩嘱说要据实填报。
表格内容与问话时所说差不多。
许敬甫回行后,两处库门及所有大小铁箱都已 贴上封条,没过多久,大井就来取去填好的表格。以后,交通银行事都由大井监管。
库存被封之后,仅港币可以申请取用,其余都不准动,对于港钞、英镑票、美金票及金银等,都要换成日军的军票。
香港沦陷后,滞留在香港的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被日军俘获,随即投入日本人的怀抱。1942年3月,他返回上海。9月 1日,敌伪控制下的交!通银行经过改组后复业,唐寿民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四行人员除原属香港分行人员外,除绝少数人留下留守,以备日军咨询外,其余的人纷纷离港,有的回上海,有的去重庆,也有的回老家。
唐寿民投敌叛变后,交通银行董事会报财政部备案,按照中国银行的规定,聘任赵棣华为交通银行副总经理,并代理总经理职务。
1944年3月9日,赵棣华被正式任命为交通银行总经理,同时重庆分行经理汤钜被任命为副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