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1950年1月8日,中英建立了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于1月9日向驻港各企业和员工发布关于保护财产、听候接管的命令。交通银行香港分行副经理贺仰先与香港中国银行经理郑铁如联系,响应周恩来的号召,通电接受北京新总处领导。经理钟锷及石祥和、简鉴清、彭贤赞等三位副经理,也一致同意贺仰先通电。 交通银行香港分行接受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的领导后,照常营业,全体人员都留用,原职原薪。
5月,交通银行新总处派业务室副主任葛师良来香港,联系业务,并协同交港行接管前总处留港的资产。
在葛师良的组织下,香港分行收回北角清华街9-11号房屋两幢,售去前总处存交港行的美元头寸,将所得港币调回国内。他们还会同招商局将旧交行信托部的子公司“蜀余公司”所有的一艘“启兴轮”(4675吨)驶回国内。
11月,总处任命葛师良兼任港行副经理。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了新中国银行业的一分子。
1952年7月6日深夜,交港行内部职工朱懋福等四人,勾结国民党特务,潜人银 行中,将值夜警卫郑松年捆绑起来,打开会计仓库,大肆捣乱,将支票往来户的账册、印鉴卡、清单全部劫走,烧毁了几本传票。临逃前,几个人还在营业室大堂四围墙上涂写了很多反动字句。
第二日清晨,众人来上班,发现警卫被捆绑大吃一惊。获知朱懋福等人的行为后,随即报警缉捕。 与此同时,葛师良与其他经理人作出下列紧急措施:
(1)公告临时停业一天,从速清理营业室大堂及会计仓库;
(2)派熟练员工在梁关律师行设登记处,登报通知各支票往来户携同支票簿、存款簿、清单等证件,前往登记存款或透支余额,并补立印鉴卡;
(3)在港处及香港中国银行大力协助下,调集各兄弟行人员,根据传票,会同核算各支票户余额。
7月8日,香港分行恢复营业。平时熟悉的支票客户前来取款,虽然新账页还没有建立,仍一律照付;对不熟悉的或金额较大的经查核有关支票簿、存款簿、清单等证件后,也都照数支付。 这一次有惊无险,账册等被劫走,却没有发生差错。
同一日,香港亲台各报,大肆宣传,报道朱懋福等四人已于7日到了台北,被封为“反共义士”,接受热烈欢迎云云。
朱懋福等在捣乱后,知道香港非久留之地,连夜乘机动帆船逃往台湾。清理和核实工作大约忙了半个多月,支票户科目总余额及各分户余额等都弄清楚了。 事后,交通银行香港分行进行检讨,认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件,主要是麻痹大意,对敌人估计不足,防范力量不够。 出事后,分行立即加强警卫力量,提高警惕,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故了。
1958年4月23日,为了加强领导,就地解决问题,便于分行工作进行,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成立"交通银行总管理处驻香港办事处",简称“总驻港处",由总驻港处对分行进行直接领导,以后分行凡向总处请示报告等事项,一律经由总驻港处办理。项克方任总驻港处主任,章文中、程慕灏等人任总驻港处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