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龄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字子寿,平遥源祠村人。
李宏龄的先祖原本颇为富有,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渐破落,到李宏龄该上学时,家里已经很穷,迫于生计,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到一家钱庄当学徒。 后来这家钱庄败落。 同治七年(1868年),他经人介绍进了蔚丰厚票号。 蔚丰厚票号是道光六年(1826年)由绸缎庄改组而成。 财东是介休北贾村侯家,总号设在平遥城内,最初资本17万两白银,中期发展到20万两。
李宏龄进入蔚丰厚票号时,正值这个票号的黄金时期。 除蔚丰厚票号外,侯家还开设有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票号,号称蔚字五联号。另外还有大量房产、土地、骡马,并在外地开设商号60多处。 当时,侯家财产已有七八百万两白银。 想在这时进入`蔚丰厚票号是非常困难的,不仅要有可靠的保荐人,而且还要进行严格的业务考核。 经过同乡曹惠林介绍,又经考核, 李宏龄以业务精湛而被录用。之后,又由于能力出众,给票号创造了很好的效益,渐为财东与主事者器重,被派往分号供职,继而充任分号经理。 李宏龄经营票号45年, 前后担任过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号经理,是一位杰出的金融企业家。
选拔人才 ,不讲私情
无论是做什么生意,重用人才都是很重要的一条。 李宏龄在用人上不徇私情,从不论资排辈,始终出以公心举贤荐能,受到全号上下的齐声称赞。 他认为: “码头之兴衰,全持一头仁人”“号事之兴衰,全在人位之高下”“事在人为,得人者兴,失人者衰”。
所以,在他任职期间,为总号用人提了不少好的建议。 刘承基是李宏龄的主要助手,经营票号功夫扎实,业务能力强,多年在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专写书信。一次,总号要调刘承基去扬州分号管书信,李宏龄认为: 既然仍让管书信,而不是提拔当管事,去那里人地两生,还不如留在北京好。 于是他寄信总号,极力要求留下刘承基。 郭某因不守号规,从成都调总号,总号又派其到天津做副经理,李宏龄知道郭某不能胜任,致函劝阻。 “从古兴衰之别,在采用人。
人才之兴,全凭鼓舞。 若赏罚之际不能允洽,则贤能无由奋起,而不肖者反得备禄而进,成败所关, 忌浅鲜哉!” ,李宏龄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在用人上,特别注意选贤任能,裁汰平庸。 京号侯中杰和梁鸿基是分管业务和帐务的,干了一年多,勤勤恳恳,从未出错,内务皆可指靠。 李宏龄于是主张破格提拔,或薪金额外从丰,不必拘泥三年班期住满再议,遂向总号建议: “现在时事多艰,国家用人尚且破格,我帮又岂可拘守成例,其二人与弟非亲故,亦不能容推。 至于他人, 无论为何人所荐,均不能姑容也。 ”这些建议总号颇为赏识,大多成为全号用人之准则。
注重大局,顾及整体
李宏龄经办票号,不仅能考虑到本号的利益,而且顾及与本票号发生业务关系单位的利益;是一位顾及整体、注意全局的金融企业家。 当与本号有业务关系的企业发生危机时,李宏龄不是釜底抽薪,落井下石,而是设法给予支持,帮助其渡过难关。 他这样做,可以避免因连锁反应而带来的损失,是为了长远的利益。
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宏龄主持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时,市场上因谣言四起,人们纷纷向炉房提兑现银,炉房旦夕即败,政府忧之无计。 面对炉房所处的困境,李宏龄以为:如不即早帮助炉房渡过难关,必将影响到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的业务及整个市场的稳固。
于是,李宏龄带头出面,联合动员山西票号在北京的众多分号,以巨资接济炉房,使北京的市场逐渐稳定下来。 这样做,不仅对北京的市场有好处,而且保全了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的既得利益。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去世,北京银市再次动摇,炉房因此又发生危机。这时,李宏龄又一次联合山西票号在北京的分号给炉房以大力支持, 因而很快又稳住了银市,得到了北京各界的交口称赞。
审时度势,紧抓时机
李宏龄办票号;能依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进取。 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李宏龄由北京分号调往上海分号任职,在他还未动身之前,中国和日本宣战,史称中日战争。当时,人心惶惶,京官携眷出京,各票号都停止收交款项。 李宏龄根据形势,决定采取适当对策。 他通电各分号照常收交,不过要加大汇费,而且交款时间要适当延长。与此同时,还将收汇的款项和收进的存款调到南方有关分号放账,形势稳定后,再调回北京,结果使蔚丰厚票号获得了一笔丰厚的收入。
同年9月,李宏龄由京到沪,到达扬州蔚丰厚票号的分号,正遇到山西蔚丰厚票号总号电令扬州分号:将所有的存款退还,不准再收汇上海和江宁(今南京),如不遵办,则以违犯号规沦处。扬州分号本来主要靠做上海和江宁的生意赚钱,接到电令后,扬州分号经理白子直非常为难。
正遇李宏龄到此,便征求李宏龄的意见。 李宏龄听后说: “旧存款不但不还,有新款尽管收存,皆归上海借用,如有汇沪款项,若扬州不能放出赚钱,也尽管收汇上海。 如总号以违令见责,与扬号无干,宏自能回复。 ”扬州分号按照他的意见做了,结果生意发达,年终总结盈利3万多两。 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凡听李宏龄劝说而办的事,没有一件不成功的。 因此,他受到了同行好友的不断赞誉,也得到了山西票号蔚丰厚总号经理的称赞和赏识。总号经理称李宏龄是一位能够审时度势适时进取的好经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宏龄从上海下班回平遥,总经理夸他:“狼行千里吃肉,阿伙计此番住申大为出力,可嘉!可嘉!"
诚信第一,照顾主顾
李宏龄还是一个能诚信经商,照顾老客户的票号企业家。 李宏龄认为,主顾对票号,好比是观众对演员一样,如果没有观众,演员演得戏再好也没用。没有主顾, 也就谈不上票号的利益。 因此,主顾和票号,主顾是第一位的。 票号要争取和吸引主顾,就必须对主顾负责,对主顾讲信用。 这样主顾就会增多,生意也会愈做愈兴隆,达到“人己两益”的目的。 如果对主顾不讲信用,就不会有更多的主顾。 顾客不来找票号,票号还有什么业务;没有了业务,票号从何处挣钱。
由于他遵循这样的原则,诚信待人,票号的主顾日益增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北京陷落,官员纷纷逃往上海,持北京票券要求在沪兑换银两,而上海的诸票号皆不予兑换。 这时,李宏龄正主持蔚丰厚票号上海分号的工作。 他力排众议,主张应当照顾主顾的利益,酌量予以兑换。 因此,山西蔚丰厚票号在上海的名誉益显,生意越做越活,赚了很多钱,当时的上海人,一谈起李宏龄来,便伸出大拇指,称赞他是一位可以信赖的金融企业家。
存款不分大小,多存即能取利
经过多年票号经营,李宏龄深知,作为以汇兑、存款、放款的票号业,获利靠的是多存款,多收汇兑,才能多放款、多盈利。所以,李宏龄能使用各种策略,想方设法多做业务。 光绪十九年(1893年),李宏龄调往上海,就是因为蔚丰厚票号上海分号有困难,业务难做。 李宏龄一到上海分号,就与伙友们座谈,询问从前杨叶荣主持分号时业务极多,而现在为何甚少? 伙友们反映:某掌柜主持工作时,不准收汇零款,不准从钱庄揽银两信汇,日久人人皆知,故不来分号汇兑。
至于官款的汇兑,是因为某掌柜连领汇、交汇的库费和平码都不知道,哪里还能做官款业务。 李宏龄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上海分号的制度进行了改革。 他做了这样三条规定:
第一、凡有零星汇款,不可过于较量,应权宜收之;
第二、银两信汇要勤办,不得耽误时间;
第三、 官款汇兑要熟记库费和平码,因为官款汇兑,肥厚最多,不可不抓。
李宏龄认为,上海汇往北京的信汇银两,多是京官,往往款项不用,立一个折子,不知何日取完,这样可以增加浮存。 由于李宏龄主持上海分号能做到款无巨细,一律承办,因而业务日益增多,赚了大量利润,得到了总号经理的夸奖。
先理旧帐,再营新资
票号分号的经理,一般都是三四年一换。 李宏龄认为,每到一个新的商铺主持工作时,都应先清理旧账,收回放款,防止呆账,然后再开始经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李宏龄调职蔚丰厚票号汉口分号主持工作。 到达汉口分号后,他指示,所有外放款项一律收清,而后再放。
是年9月,汉口遭灾,伤人数千,烧毁货物、房舍难以计数。灾后,各货帮皆因火灾损失,困难重重,事业很不景气,有的甚至歇业。各票号吃亏的很多,而由李宏龄主持的蔚丰厚票号汉口分号却未曾分毫受累,还能照常营业,因此获利颇丰。 原因何在呢? 李宏龄曾对伙友讲: “我有此举,原是受前辈张徽五的指教。 当年,张微五曾对我说, '凡改住码头(指票商活动的商埠),前任所放款均宜收清,以后再徐徐去做'。 ”李宏龄遵照张徽五的指教去做, 主持号事多年, 获益匪浅,从无倒欠事故发生。
总结前人经验, 凡事多做预测
吸取前人的经验,注意预测,从决断中取胜,这也是李宏龄经营票号几十年的一条可贵经验。 民国元年(1912年),李宏龄又到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主持工作。 当时,处于民国初年,政局不稳,经济比较混乱,各地市场银根较紧。
特别是长沙,现银奇缺,若换千两现银,就要贴水七八十两。 李宏龄由此想到清朝问治初年湖北沙市的情形。当时,沙市因现银紧缺,开头每千票据贴水数两,后来竟增至700两。他想:长沙倘若像沙市那样, 亏损何堪设想。于是他立即发信汉口,请汉口分号速收长沙银十来万两,以应不测。 汉口分号经理认为,宏龄建议正确,以每千两票据贴水90两,很快收回长沙现银12万两。后进入腊月,长沙贴水每千两票据增至400两,以12万两计,即省银5万两。其后每千两票据贴水增至800余两,千两票据只当现银100多两使用。汉口分号经理很感激李宏龄,赞扬李宏龄的建议高明。
关心伙友,平易近人
李宏龄对伙友是非常爱护的的。票号规定:各分号伙友,不准携眷,三年回家探亲一次。 李宏龄认为这种规定有些不近人情,因此积极建议总号改进或灵活掌握。 比如有位孔老台,住京数十年,勤勤恳恳,且年逾花甲。 李宏龄认为,这种情况不能与少年相比,建议可一年回一次家。 还右一例,一个叫郭倍瑾的,来京下作已两年,按规定,离下班期尚有一年,可郭临行时,完婚才一个月,他建议总号准予提前归里探亲。由于各地伙友少年颇多,客居异地日久,气候生活等均不适应,不少人身体虚弱,有的将成痨症。 鉴于这种情况,李宏龄大声急呼,建议总号对此情况应予照顾,不必拘于三年才准回家。 李宏龄不但关心伙友的生活,还很关心伙友的进步,积极主张总号应设学堂,学业务、学外语,培养人才。
扩大业务,不惜资本
民国初期,社会形势不稳,很多商人对经商所获利润,不是用在扩大业务上,而是把银两窖藏起来,或挥霍浪费。 李宏龄反对这种做法,他主张把所获利润用在扩展业务上。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宏龄回到北京,一个朋友对他说: “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贵票号怕战乱受损失,曾预先将数万银两起运回原籍(山西)、不想标营刚出彰义门,就被歹徒抢掠而去。
我想当年若是老弟在京主持,断不会将这么多现银运回山西,而是在京接济众商,这样时至今日生意变化将无穷矣!”友人的肺腑之言,使李宏龄颇为感动,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
的确如此,李宏龄不但在业务顺利时能想到扩大业务,就是在形势不利时,想的也是扩大业务,如庚子事变后,票号业开始走向衰败,国内外银行相继成立,票号业竞争的对手林立,面临着被排挤掉的危险,李宏龄充分认识到了这种危险。 这时,他想的不是收拾残局,而是拓展业务。
李宏龄主张改革票号,组建银行,他认为,要使票号立于不败之地,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股份大银行。 为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与渠本翘一起联合北京各票号经理,共同商定组织山西汇业银行。
他先后数次向各地总号上书,又与全国各重要商埠票号联络,让其分别就外面情形上书总号,说明组合银行之必要。 他的努力得到了各地票号的积极响应,但终因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翙不察时势,极力阻拦,所以票号改革遭到失败。
改革难行,告老归乡
毛鸿翙是蔚泰厚票号的总经理,此人主持票号资历颇深,在票号界影响很大。渠本翘为了帮李宏龄改组票号,也对毛鸿翙进行了说服工作,但事与愿违。 毛鸿翙不为所动,在看到各地票号力劝改组银行的信函后,竟然怀疑李宏龄有不良个人企图,乃愤然曰: “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宏龄至是如冷水浇背,不得不闭口结舌。
而筹办银行之议,烟消云散矣。 票号改革失败后,李宏龄于民国2年(1913年)由京下班回晋,归里闲居。 这期间,将他任分号经理期间向总号报告的部分信件和合组银行的信函,经过整理,冠以序言,于1917年自费由太原监狱石印《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两书传世。1918年6月28日,李宏龄病逝,终年7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