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1880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太谷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做官,后人遂落籍山西,经商谋生。 到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鲜时,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才渐臻富有。 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是个贡生,曾在票号担任过文案,因染上吸鸦片恶习,家境逐渐衰落。
孔祥熙五岁时由母亲庞氏启蒙教读,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他随父读书,从而打下国学知识的基础。
1889年,孔祥熙患了痄腮,请中医治疗未见功效, 后来溃烂成疮,病急改往太谷前街基督教会所设的诊所求治,不久溃疮痊愈。 治病期间,孔与诊所的洋大夫和护士们处得很熟,曾去参观教堂、 诊所、学校等教会所设机构,给他留下较深的印象, “他由参观而留连,进而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也使得孔祥熙的商业之路与别的晋商大为不同。
1890年春,前街教会所办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该校读书,获得父亲的首肯,但是族人多反对,认为违背了孔氏子弟读“圣贤书” 的传统,经过多次争辩,最后以承诺只在校读书不信奉洋教,才被允入学。 1894年底,孔小学毕业,成绩优良,但对八股试帖之类的制艺却未学习。 为将来打算,孔繁慈支持儿子继续念新式学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经教师魏禄义的推荐,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美国公理会所设的潞河书院读书。
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教士到校外讲道时,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和起来以增强宣讲效果,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 潞河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对孔尤为关注,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孔受教会宣传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不满。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后,深受启发和鼓舞。 孔和同学李进方于1899年在校秘密组织“文友会”,联络同学探讨新思想。
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各地教会首当其冲,潞河书院也被迫停课,孔祥熙暂时回到家乡。 当时山西巡抚毓贤,正唆使清兵和拳民在各地焚烧教堂杀戮教徒,孔祥熙和妹妹祥贞也躲进福音教堂避难。 由于形势日恶,孔家兄妹依靠族人和乡亲的掩护才先后逃离险境。 而被困在太谷教堂内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人,则在半月后均被杀害。 义和团被镇压后,孔祥熙找太谷知县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后事,并与同学张振福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了太谷教案的情形,然后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赴晋谈判。 在办理太谷教案事毕之后,华北公理会对孔“忠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决定推荐孔祥熙到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不久经潞河书院教务会议通过,由该校资送赴美。
1901年秋,孔祥熙在麦美德教士护送下赴美, 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1905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 孔自称对未来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孔在欧伯林读书时,与美国同学保罗·考宾(PaulL·Corbin)最为友好,曾相约学成之后返回太谷宏扬教会事业。 孔返国之前,欧伯林大学的中国学社为孔举行欢送会,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在太谷为死于庚子教难的传教士修筑纪念堂的倡议; 孔则提出设立学校,启迪民智、 造就人材, 它的纪念意义更佳的意见,当场得到一致赞成。随后,为此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邮传部、北洋大学堂和长沙旅京士绅曾先后派人来邀请,孔均婉辞,决心返回太谷办学。 起初,孔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继而在原址扩充增加中学课程,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学校取名 “铭贤学堂” (英文名OberlinSansiMemorialSchool),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
孔自任监督(校长)兼授史地、 矿物等课程, 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到1909年春,铭贤的学生增至一百数十人,原址不敷应用,经研究后于这一年的秋天把学校迁到太谷东关杨家庄孟氏别墅新址,并在这里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学校建设。
孔祥熙留学归国后致力创办铭贤学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他并未忘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在1912年,孔从生活中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于是伙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 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晋商中少有的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孔祥熙由于上年丧偶后心情不佳,于是答应耶鲁校友、当时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王正廷的邀约,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那时,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孔宋接触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 宋称赞孔为人谦和, “赚钱赚得很得法”。
“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对宋则“实在佩服”。 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横滨结婚。 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 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 他利用欧战期间国外需要军工原料,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后来他把“祥记”和“裕华”总号从太谷迁到天津,以利发展。
孔祥熙在太谷除办学经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务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现。 他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请担任督军公署参议后,对阎所奉行的“从安定中求进步”和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曾给予大力支持,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回家时,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 他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1918年,驻华各国公使来太原参观华北运动会,孔应阎的邀请担任高级招待员。
孔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并担任游览山西晋祠、五台山等名胜地的导游。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 当1920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率领参赞、武官等人来山西访问,阎再次恳求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亦欣然应命。 孔在家乡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一些县灾情严重衰鸿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饷自顾不暇,而阎锡山爱财如命,又吝于拔毛。
孔祥熙挺身出面代灾民呼吁,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向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10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 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渡过灾荒,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
1922年春,孔祥熙应老同学、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的邀约,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参加鲁案善后的谈判和交接事宜。 年底改任胶澳商埠电话局长。 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又应邀担任驻奉天的代表。
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的斗争中,孔奉命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以便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后即带着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返回北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 其后,冯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的统治,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与冯等接受《建国大纲》的影响有关。
1925年初,为解决革命军北上的问题,孙中山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 ,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孔担任孙中山治丧处事务股长,尽心尽力料理丧事。 为了便于留京负责护灵事宜,孔应邀担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其后,北方政局更趋混乱,中俄会议时开时停,孔于1926年春去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基金。他很快就募得基金100余万元,解决了“铭贤” 的发展和常年经费的来源。
孔祥熙在美国期间,正是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变动之际。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了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 掌握了政治、军事实权;五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等又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打击共产党,从而夺得国民党中央的实权; 七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作战顺利,北洋军节节败退。
孔祥熙看准时机,于同年冬离美回国,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从此正式跻身于国民党政界。 孔祥熙曾自我赞许说,当“做大官”的“时会机遇”翩然来临,自己是“最能把握时机”的。随着北伐的进展,在买办豪绅阶级的收买和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1927 年三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部长,可是孔却于是月底从广州赶到上海,为蒋介石做拉拢各方势力的工作。
4月1日汪精卫由欧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霭龄出面宴请汪精卫和蒋介石,辍合两人的“合作”。“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政府成立,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劝诱内弟宋子文背弃武汉政府投蒋,为南京政府理财。在宁汉分裂期间,孔暗中奉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上,孔和宋霭龄说服了宋子文和宋母,促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
蒋、 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系,对外则有利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对华投资,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可通过蒋介石掌握的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并为家族增殖财富取得可靠的政治保证。
1927年8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各地,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蒋复职。 1928年1月,蒋介石恢复了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二月特派孔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其为“国府委员”。
从此,孔的官运、商运十分亨通。
孔祥熙于1928年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继续担任部长。 就任之初,孔曾发表施政宣言,声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并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以中外合作为方术”“谨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力谋发展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计”等。
孔主持并制定了工商法规100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 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统治,这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极缺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需要的。
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除1928年把奉系势力逐往关外, 对内仍坚持搞军事独裁,各军事实力派之间为争权夺利常兵戎相见,以致内战连年不断,对工农红军则进行“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内忧外患使“百业凋敝、民生困苦”,“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自然没有力量去进行工商、实业建设,正如孔自己所承认的,“因时事多艰,未能多所建树”。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强烈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 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并痛殴了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外长王正廷。国内各反蒋政治派别,则要求蒋介石下台。
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于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 对此,孔祥熙除了替蒋联络各方力量外,决定和蒋同进退。年底,行政院改组,孔辞去实业部长职务。
1931年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产生出以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国民党政府,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暂时妥协的产物。由于孙科、陈铭枢没有力量应付“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很快就陷入困境。 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3月6日,蒋介石经国民党302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新掌握了军权。 孔祥熙则于4月13日被南京政府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赴欧洲考察实业。
孔祥熙此次考察之行,是接受蒋的秘密委托, 向德、意等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在中国设厂自制武器等事宜。 在意大利时,墨索里尼曾建议: 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因空军可较快发展,所需经费也比海军少,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 孔立即把建议内容电告南京,被蒋介石所采纳。 孔在德国和捷克时,给南京政府订购了大批军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为蒋继续“围剿"红军效力。 孔在英国时,曾和英方财政专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的方法。 孔于翌年3月回国。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 当时的财政状况是: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又因加紧“剿共"而军费支出猛增。 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则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达700万元,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面对巨额财政亏空,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都颇为忧虑和不满。
九月,当宋子文在伦敦开完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在他出国的半年里,因“剿共”军费又使国库增加了 6000万元新亏空,使南京财政困难更为严重。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 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在任时所使用的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蒋命是从”。 而蒋对孔则宠信有加,历久不衰。
孔在抗战前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从财政上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以财政控制金融;实行法币政策,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为举借新债作准备等。
1934年4月,孔祥熙前往长江中游皖、赣、湘、鄂等省考察民政和财政状况,不得不承认苛捐杂税的“剥削悉索”,使“人民生活,日益穷困,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国家财政,永无好转之日”。 他认为欲改善财政状况,增加收入,必须废除苛杂,使民众安居生产才能培植税源。
五月下旬,孔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着重解决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地方财政、 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改良税制和土地陈报、整理币制救济农村金融等案。会后即由财政部明令各省执行,并规定今后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捐税。对于地方税收的损失,则以烟酒牌照税收入及印花税收入的四成,拨归地方以资弥补。
据统计到1938年底,各省废除的苛捐杂税达5000余种,废除的税额年达6700万元,客观上起了“稍苏民困” 的作用。 南京政府除以此笼络民心外,使地方实力派不能再用苛捐杂税来予取予求,反得依赖“中央” 的贴补来维持地方财政,从而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 此举的效果,曾使蒋介石“深感惊奇和意外”。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口头上也号召“举国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孔祥熙及其家属则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 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四大家族”在抗战后期的独裁、 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
1944年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 其后,黄炎培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各地学生曾纷纷集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要求改良政治。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只是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压制,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彻查和应有的惩处。
1944年6月,孔祥熙趁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赴美,以转移公众不满的视线。 孔抵美国后除参加会议外,并以中国政府主席蒋中正的私人全权代表身份,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决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 会谈中,因在所垫付法币折合美元比价问题上和美方意见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对。 孔去美国之际,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使中外震惊、舆论哗然。
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提出由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来全权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部队,以改善军事局势的强硬要求,后虽经蒋介石、孔祥熙等软拖硬抗而顶了回去; 但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已成众矢之的的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蒋介石只好发表以陈诚、 俞鸿钧接替何应钦和孔祥熙的命令。 孔自担任财政部长到去职,在任长达11年之久,可见受蒋宠信之专。
孔辞财长职后,滞留在美国半年余,于1945年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七月离美返国,同月辞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辞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敛了巨额资财,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 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成为中国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 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使自家的资财随之迅速增长。 孔家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而为之。抗战时期孔家的商业,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干、 长于敛财的妻子宋霭龄和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经营的。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 棉纱、 面粉等的投机生意,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究无事。 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 800万英镑”。
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 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译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 孔令侃“经商赚钱" 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 孔的次女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 商不如囤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至于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更使重庆山城舆论沸沸扬扬,导致孔祥熙被迫下台。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然不居高官,但认为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实是买办事业兴旺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大肆扩充商业规模。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不同于“祥记”而为现代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均以经销美国货为主。 战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孔家企业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时有发生,1946年长江公司的粮食案,1948年扬子公司的囤积案,曾轰动一时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 这些事实说明,孔家的“商誉”和以往的 “官声"一样令人侧目。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孔祥熙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1946年曾当选为“国大”代表,但由于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孔复出无望。 1947年秋,孔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去美国。1948年一月,孔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 1949年大陆解放,蒋介石集团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 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纵观孔祥熙一生,与其说是一名商人,倒不如说是一名政客,他的商道生涯除了早期称得上经营外,后多为强取豪夺,但虽然如此,作为晋商中的一名,他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