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民早期留学日本,研究经济,对日本垄断财团的组织经营方式具有深刻的印象。 他在主持金城银行时,和他来往的日本人很多,而他本人也对日本问题平时注意研究。抗战前,他担任过中日贸易协会副会长,会长虽然是吴鼎昌,但是,该会的工作一向由周作民主持。并且,他和吴鼎昌还率领代表团访问过日本。
1935年由于日军侵华,华北形势日趋恶化,冀东出现日伪组织,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人的威逼下,也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主持,周作民也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是国民党政府任命的,但是仍有“汉奸委员会”的嫌疑,于是,周作民以在上海主持金城行务为借口,不来北平就职。结果,这使得宋哲元对周作民“不合作”深为不满。
这时,北平金城银行东城办事处因为地方狭小,在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酉口外兴建新址大楼, 建筑设计已被北平市政府工务局批准, 进行施工。 当工程即将竣工,预备安装最高层大钟的时候,宋哲元却叫东城办事处大楼不准装设。
金城银行建楼在里面安装一座报时的大钟,凭什么不准它安装呢?但是,宋哲元却硬是不同意。
竣工在即,不安大钟就不能完工。 周作民接到报告后,只好请冯系的旧人、周同乡北平电报局长何石杉向宋疏通。但是,宋哲元仍然不答应,周作民只好被迫突然下令:“削减钟楼与最高一层楼房。”
周作民因为不当晋察冀政务委员,建楼都小了两层在北平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