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后,周作民逃往香港。1942年,日军占领香港,第二日就把他与颜惠庆集中软禁在皇后大饭店。经六十余日的威胁利诱,周作民以企业领导人身份应付日军,表示沉默,最后日本方面将周押回上海。
太平洋战事发生后,周作民在香港被日本人拘留约三个多月,日方派飞机把他送回上海,同机被送回的有李思浩、林康侯、唐寿民等。回到上海后,周作民虽然没有公开参加日伪组织,但是却与汉奸周佛海和日本人来往密切。 周作民与他们不仅接触频繁,而且往来的各方面人士都有,有的是日本现役军人,有的是日本文职人员,谈论的话题是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治安等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及。 这马上引起人们的怀疑。
在日本投降前夕, 周作民更是与日本人和周佛海接触很多。 仅 1945年6月一个月内, 他和周佛海就面谈十二三次之多。 周佛海的母亲做寿时,周作民到他家祝贺,并详谈时事。
7月13日,周佛海请周作民到他家谈话。周作民到达周家时,日本川本小笠原已早先就来了,于是几人又共同“协商要事”。8月3日晩,周作民与徐采丞公宴川本,邀请颜惠庆、李思浩、徐寄庾等作陪。徐采丞在日本投降前夕,非常活跃,他是杜月笙的门客和在上海的代理人,重庆和上海的往返电报,不少是由他经手操办。8月 9 日,周佛海得到苏联参战的消息,立即电话通知周作民,周作民在当天的日记里说:“是则局势又须急变,为国家前途着想,意怦怦动,但如何是好,殊无把握耳。”第二天,川本又来访,第三天周佛海又电邀周作民到他家谈话。8月12日,徐采丞电话通知周作民说,他获得重庆方面的电报,说局势急转,请周佛海尽力维持治安,并托他相助他。
徐采丞在上海一向和日本人紧密勾结,又和军统特务联系。他利用周作民的福开森路住宅,架设一个秘密电台与重庆通电,特地让一位叫陆鸿勋的人到周作民家安装。 对于在自己家私设电台,周作民最初不愿意,但又怕得罪徐采丞,发生误会,也就不坚持了。
8 月 16 日,陆鸿勋告诉周作民说:“蒋委员长今有命令致冈村,令其赴芷江何应钦处投降,并有禁令数条,措词颇客气。”这个电报已交徐采丞转致,而徐采丞嘱咐周作民暂时保密。接着,冈村又复蒋介石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也是托徐采丞经过这个电台发出的。
这时,周作民看到这些重要电报在他家拍发,很为兴奋,在日记中写道:“此乃历史上之事件,两电均在余宅收发,亦幸事也,另以文记之,"但是,在8月 14 日,周作民清晨一起床,就接倒周佛海的电话,要他即刻到他家晤谈
会面后,周佛海说:“中央令我维持地方治安......”
周作民说:“你一年来为地方斡旋,得有今日,甚好。”
第二天,8月 15 日,周佛海又把他收到顾祝同和戴笠的两封电报绐周作民看,顾祝同的电报是托陈公博、周佛海、任授道转致冈村宁次的,大致关于接收手续等项。戴笠的电报是呈准蒋介石,任命周佛海为行动队总队长o
最后,大汉奸周佛海说:“我今晚就赴南京去。”
周作民说:“中央如此信任你,应将维持地方治安事宜妥为部署,不要稍有什么疏忽。”
周佛海连声说:“对!对!"
当天下午5时,徐采丞在通园举行茶会,也邀周作民参加,意在与川本等人“话别”。
8月19日,周佛海又约周作民前去自己家见面,说上海的治安“没问题”了。 周作民再一次告诉他说:“你的唯一责任在维持境内治安,万一疏虞,贻患匪浅,于个人亦极不利.”
对此,周佛海极表赞成。
另外,周作民还请周佛海注意金融情况。
可是,关于维持上海地方治安,川本和周佛海之间却又发生争议,周作民一发现后,立即从中进行“斡旋”。8月22日,周作民主动前去访问周佛海,说:“你在接收问题上与川本有意见,这对治安之维持颇有关系,应当设法疏解。”
周佛海并不否 认与川本的矛盾,但是对周作民前去“疏解”很表赞同。第二天,周作民就访问川本,川本说:“我对周佛海有些误会,因为在日军投降未经正式签字以前,形式上不能容许中国方面的活动。”
但是,经周作民“详加解释”,川本也似乎明白了这个道理。周作民随即把访问川本的经过当面告周佛海,彼此心才稍稍安定。因为周佛海当时感到没有实力,不足以“维持”云云。
不久,冈村还希望周作民将他撤兵的意见转达重庆当局,日军高岛请他代向重庆当局商量有关日侨的生活问题, 木村又将日本方面对于接收时希望的事项请他转陈蒋介石。
周作民的这些活动是代表他个人呢?还是他负着一定的使命?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谜。
据说,周作民在敌伪时期,不论和汉奸来往,还是与日本人往来,都不是个人交际,而是担负着蒋介石交付的使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