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周作民和周佛海的频繁往来及与日本人的不断交往,社会上议论很多。结果,除了杜月笙和戴笠等几个人外,重庆要员到上海,周作民想和他们见面,却时常受到他们的拒绝。
抗战胜利后,有人公开说:周作民在汪伪时期虽没有公开露面或担任过什么要职,却在幕后很活跃。并且外界传说,汪伪曾拉他出来主持“商统会”,他婉辞谢绝,推荐交通银行的唐寿民担任。 事实经过是否如此,谁也不清楚。有人就这件事问周作民和唐寿民。周作民回答说:“我从来没推荐过唐寿民,是他自己在政治上不甘寂寞跳出来的。”
而唐寿民却回答说:“我出任此职,是上了周作民的当,周不干,要我来干,我是代人受过。”
结果,重庆的“党国精英”一回到上海,唐寿民就因汉奸案被逮捕坐牢,周作民对他既不加营救,也不给予经济上的支援,结果,唐寿民对他牢骚很多。
由于敌伪时期周作民在上海的频繁活动受到各方面的攻击, 处境很尴尬。
1945年9月初,杜月笙回到了上海。他到上海后邀请周作民在钱大钧家里会商金融事项,在座的陈行是重庆派来的财政金融接收大员。席间,陈行说:“重庆当局对于金融方面有几项措施。”
“什么措施呢?”钱大钧问道。
“对于中储券的兑换只限于小额券,对于商业银行要清理后方能复业。
杜月笙接话说道:“按照这样的措施执行起来,有困难呀!”
“我已陈请财政部从长计议,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啊!”
周作民说道:“政府这样做,我们商业银行复业就不知要等多久,政府接收 时应考虑这一点......”
谁知这时陈行对周作民的态度很傲慢,对他不予理睬,转而与杜月笙等人谈其他。 这把周作民难堪极了。
不久,财政部长俞鸿钧来上海,周作民千方百计地想和他见一面,结果,陈行把他也“吓”走了。堂堂的一个银行董事长,连与财政部长见个面都不能实现,周作民懊丧得不得了。
由于在各方面所听到的关于对周作民的评论确是不好。 重庆来的金融财政大员,不少原来和他是老朋友,过去往来很密切,现在也对他很冷淡。陈行不理睬他,俞鸿钧拒绝与他见面。这还不止,接着,他的住宅受到搜查,这时全国上下一片抓汉奸之声,周作民吓得要死,内心紧张,终于惶恐不安起来。 于是,他急于想去重庆面见蒋介石。
结果,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邵毓麟来上海看周作民时说:“我在重庆听到某机关曾将你的名字列入通缉名单,呈请委员长批准时,才将你的名字圈去。"
这更是把周作民吓得要死!
10月,中国银行张嘉璈的妹夫朱文熊去重庆,周作民托他把他的苦痛及要去重庆的心情向张群说明。
周作民和张群的关系极深。周作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张群是他的生死之交。他们虽然都是留日学生,但是据说在日本的时候,两人并不相识。当1930年蒋介石派张群、吴铁城到东北对张学良进行活动时,每逢张群过 北平,周作民必优礼接待,结果,两人就接近起来。 以后,在周作民几次严重关头,若不是张及时援助,必定发生问题。 而两人终成“铁哥们”。
这一次朱文熊一来到重庆,立即把周作民的痛苦添油加醋地汇报了一番,张群一听,立即代他做准备签呈蒋介石,肯定他在“地下工作”中的“成绩”,并一再嘱卢作孚、何廉等人致电促使周作民早日去重庆。
张群此举是想使周作民离开上海到重庆住上一个时期, 让他和重庆的要员打打交道,改变他们对周作民的看法;另外,同时也可以缓和上海一些人和他的矛盾。因为在汉奸中确实有些人如唐寿民等怀有不平,说为什么他们被拘捕,而周某却能逍遥法外?张群急于让周暂时摆脱这个不利的环境,确是高明一着。
谁知周作民还没来得及离开上海就发生了意外。
10月18日中午,军统派来两名特务,口称奉戴先生命令,传周问话。周作民一听,吓得脸色苍白,说:“我给杜月笙打个电话。”但是,也不允许。军统来人的态度与逮捕无异。特务立即把周作民推上他们开来的汽车,一溜烟送到海格路某机关,把他关了起来。
周作民被拘留一个多小时后, 军统局经济科科长邓葆光立即赶来,说:“误会,误会。"并且,他说奉戴先生谕,向周道歉,随即,他伴送周作民回家,前后经过不到两小时。
原来,在周作民被抓走时,徐国懋正在楼下,随即他和朱文熊妻张嘉蕊及杜月笙通电话,告知前情,并请他们和戴笠联系。 他们听到 这个消息!也很诧异。 戴笠在电话中告诉张嘉蕊说,他不知道这件事,也从未下过命令,随即下令送周回宅。 于是,有了邓葆光伴送一幕。
谁知周作民放回没几天,10月24日,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又派出几十人来到周家抓他。周作民闻讯立即乘车躲到朱文熊家,由张嘉蕊打电话告诉戴笠,可戴笠却不在。 过了不久,戴笠来到朱家,闻讯震怒,当即乘车回办公处,带领一百多名武装兵士到周宅,将所有巡守士兵装载而去。周作民在一星期中连续发生两件事,内心更是惊慌,于是与李思浩相商,约见王新衡、戴觉生两个军统特务头子,商谈他个人今后安全问题。李思浩首先对他们说:“我们在此诸承雨兄及诸兄关顾,得以无事,惟雨兄不能长居此间,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事故,商请你们予以保证。”
王新衡说:“对于周先生两次事故,我们已郑重道歉,以后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随时打电话告诉我们就可解决。”
接着,他说:“两老事(指周作民,李思浩)雨公亦系承上意处理,非可自作主张,万一有麻烦,我与雨公随时可出面作证,目前给以证明,殊不易办。 传闻北方事业尚须借重,两老尽可安心,不必过虑.”
第二天,戴觉生在电话中告诉周作民说,戴笠已饬知各处对他加以保护。同时,周作民又把他最近的情况写信告诉在重庆的朱文熊,托他就近和张群商量。朱文熊复信说,张群准备作一签呈。接着,钱永铭也给周作民来信说,他的事已由“主席”电令京沪区当局保护。
11月6日,朱文熊回到上海,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周作民张群、吴鼎昌等人斡旋经过,说:“张院长尤其尽力。”
同时,他把张群把蒋介石致何应钦、汤恩伯、钱大钧、戴笠、吴绍澍五处的电稿抄送给周作民,电文中说:
查周作民君过去担任秘密工作,迭有报告,希加保护,以免误会为要。
周作民对此感激万分,但仍担心难免有人从中作梗,很想到重庆去见蒋。正好这时,张群也电促其行,于是,12月9日周作民从上海飞往重庆。周作民一到重庆,就和已到成都任绥靖主任兼省主席张群通话,张群说:“你先在重庆小住,我不久即来。”
周作民又去看时任蒋的文官长的吴鼎昌。
吴鼎昌留他吃饭,并说:“主席处由我代你先打了招呼。”
原来在周作民到达的当日,吴鼎昌就已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第二天,吴鼎昌见到蒋介石 时,蒋介石说:“我可以见周,也想见周,不过我将去 北平一行,你叫周在此稍留,等返回重庆后再面谈.”
席间,吴鼎昌对周作民说:“委座对你感情甚好。”
周作民吃完饭,又把吴鼎昌的话用长途电话告知张群,张群又告诉周作民去访一些知友谈谈。周作民于是和卢作孚去了北温泉倾谈。25日,张群从成都到了重庆,张嘉铸等人当晚便设宴招待,张群、周作民就在张家的宴席上见面。饭后,张群送周作民返回寓所。结果,两人谈了在上海很多情况,直到深夜12时,张群才离去。第二日,周作民又答访张群。
这次,张群到重庆是为了参加协商国共问题,在他逗留的一个多月时间内,虽然事情很忙,但还挤出很多时间和周晤谈,两人几乎无日不见面,即使不见面,也通好几次电话。
12月24日,蒋介石回到了重庆,张群、吴鼎昌又向他提起周作民请见的事情。但是,蒋介石太忙,还是无暇顾及,直到过了年,1月11日,张群和蒋介石一起吃午餐时,又提起这事,蒋介石说:“已由军委会通知于翌日午前来见。"
张群立即把这个消息从电话中通知了周作民。
1月12日,通过张群、吴鼎昌的关系,周作民终于在重庆会见了蒋介石。
这一天10点,他来到国府文官处先与吴鼎昌见面,11时25分,吴鼎昌和他一同乘车去蒋介石的主席官邸。
到达蒋介石官邸,稍坐一会儿,就被请进入客厅,他们一进去,蒋介石以笑容相接,周作民鞠躬致敬毕,蒋介石握着他的手问好。坐定之后,周作民说.“我这些年来在沦陷区内将比较重要事件托张岳军(张群)转陈,未能随同为国家有显著之贡献,抱歉万分,且为掩护工作计,不免有些沾染之处,诸承包涵成全,尤为感激。”
蒋介石说:“你的做法很好,我都知道,但部下人员不知我的意思,更不知我们的关系,发生误会,实在对你不起。”
周作民说道:“在沦陷期内,人民爱护国家,拥戴领袖的情绪,异常激烈.”然后,他又略举事实以证明之。这话听得蒋介石喜笑颜开。接着,周作民说:“我这次来重庆,一、向主席致敬,二,整理全行行务及有关事业.我行系民六余与达兄(吴鼎昌)等发起,至今已有28年,抗战前两年就在重庆和成都成立了分行.”
蒋介石问周作民:“昆明有分行吗?”
周作民马上回答说:“有,后方共有分支行25处。 在抗战期中,酒精厂、铁工厂、面粉厂等,十多个单位.中永利公司是范旭东君所主办,我从开始至今,还担任着董事长,这个公司计划在4年内完成10厂,仍请主席继续维护。”
蒋介石说:“永利已有基础。”
接着,他又说:“上海的情形如何呀?”
周作民答:“物价较最高时跌至十分之九,秩序自奉'杀无赦'电谕后,渐渐好了起来。”
蒋介石又问:“上海民众度阴历年的习惯没改掉吧?”
周作民说:“是啊。”
蒋又问:“你是否回上海过年?”
周作民说:“说不定,如果主席有使命的话,我可以留在这里。”
蒋介石说:“北方开发公司,我的意思是照旧办理,它原来的主要职员也可留用,你可以去上海与他们商量。 公司主持者是高桥?”
周作民说:“从前是津岛,现在是谁不知道。 主席既有照 旧办理之意,那待我回上海后就去北平详加调査,然后再来复命。”
蒋介石说:“很好。”
最后,蒋问周什么时候回上海,周作民说:“现在交通不便, 如果要回上海的话,还得请达兄帮助。”
蒋介石当面吩咐吴鼎昌帮忙。
这一次,周作民终于见到了蒋介石,尽管蒋介石当面表示抚慰,但是周作民仍不放心,希望能有一个书面文件在手上,回到上海后可以应付特务找他的麻烦。他把这想法告诉了张群,张群随即答应想办法,于是,他又与吴鼎昌, 钱永铭三人联名致函文官处转知有关方面予以保护。3月 6日,文官处给他们复信说:
径启者, 前奉主席交下执事等去年2 月 20日签呈关于周作民等在沦陷期间为中央秘密工作, 请分令各有关机关加以保护,以免误会一案,并通知司法行政部上海法院知照,并奉批示准电何总司令暨上海钱市长,吴主任委员及军统局戴局长与司法行政部谢部长知照,当经遵批分别办理,相应函达。
3 月 17 日,张群、吴鼎昌、钱永铭三人特地把这个正式通知交给周作民。这样,周作民有了一个护身文件,终于从颓丧中振奋起来。
5月中旬,周作民高高兴兴地回到上海。
12月,周作民又去重庆,蒋介石优礼相待并见面会谈,张群、吴铁成设宴招待,而且,他们还邀请了以前拒不见面的财政部长俞鸿钧作陪。 这一次,俞鸿钧对周作民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拐弯,不仅态度完全不同了,而且还向周作民敬酒祝贺周作民的“秘密工作”做得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