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宣告成立后,宋汉章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原名宋鲁,浙江余姚人,出生于福建建宁。他的父亲叫宋槐,曾在福建办盐务,兼营木业,后来协助上海电报局总办经莲珊从事电报创建工作,因为官商兼顾,家财巨大,有权有势。宋汉章随父在上海就读于中西书院,毕业后也进入上海电报局工作。 不久,经莲珊赞助康有为和梁启超进行维新变法,并且通电拥护,宋汉章也跟着在通电上列名。可是,由于北洋重臣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告密,变法失败,慈禧太后秋后算账,变法者和追随者不是被斩首,就是逃往国外。宋汉章也被朝廷通缉,跟随经莲珊出逃到日本。
在日本流浪一段时间后,寄人篱下的经莲珊认为宋汉章还年轻,在外亡命非长久之计,而且他并不是要犯,不被追缉者所注意,于是叫他更名汉章,并资助他返回了上海。
1891年,通商银行成立,盛宣怀采用英国银行管理及会计制度,聘请英国人美德伦为洋大班,并请咸康钱庄经理陈笙郊为华经理。陈笙郊又请宋汉章为他做跑楼,专门做洋大班与华经理的沟通员,也就是说,要宋汉章做他和洋大班的联络员。宋汉章年轻好学,逐渐通晓外国银行的管理制度和我国旧式钱庄的业务经营,又加办事认真,很快得到陈笙郊的信任。一次,他去香港为通商银行催收一笔呆账,在返程途中,他邂逅清政府派赴香港办事的要员陈陶遗,两人一见如故,引为知己。第二年,陈陶遗推荐他出任北京储蓄银行经理。宋汉章去后,干得很出色,他把父亲当年的那些富豪和达官朋友的存款全往北京储蓄银行拉,小小的北京储蓄银行的业务滚滚而来,生意竟然兴隆得很。
不久,陈陶遗又调他到上海主持大清银行整理工作,出任上海大清银行分行经理,从此,宋汉章与大清银行结缘。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宋汉章又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这时,上海外商银行资力雄厚,垄断了上海金融市场。 但是,上海分行在宋汉章的主持下,以“外滩银行"地位,参加外商银行同业公会,与外商银行分庭抗礼,在金融界崭露头角。
不久,孙中山的亲信、上海的沪军都督陈其美下令宋汉章为他筹集军饷。这陈其美也是浙江人,早年就追随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是革命党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但是,宋汉章也财大气粗,并不把他放在眼中,一个“中国银行系官商合股,个人不能作主”的托词,就“婉言"拒绝了大都督陈其美的要求。
这时,中国银行行址在租界之内,陈其美身为沪军都督,却也不敢冒犯洋人,结果,就是这小小的沪行经理,因为有洋人为靠背,他都无可奈何。但陈其美也不是等闲之辈,马上想得一计:在曹家渡小万柳堂宴请宋汉章。
玄妙就在这小万柳堂的地理位置。小万柳堂虽在租界之内,但后门邻近苏州河,这后门就是中国军警管辖的范围。陈其美这一着,就是利用鸿门宴诱出宋汉章,从后门抓人,叫洋巡捕也没办法。
宋汉章收到邀请之后,不便拒绝,只好应邀前往。
席间,陈其美举起杯酒:“请宋大班为我筹集军饷。”
“大都督,我没这个权力啊!”宋汉章仍以自己无权作主回答。
敬酒不吃吃罚酒,陈其美把酒杯一摔,当即下令:“把这家伙抓起来。”早已埋伏好的军警立即围上来,把宋汉章绑起来,然后,从小万柳堂后门将他架上早已准备好的木船,“嗖”地远离而去。
第二天,陈其美发布《捉拿宋汉章电》,宣称:“沪行经理宋汉章捏造吞匿,以图中饱。按之法律,实难宽容。宋恃租界为护符,抗不到案,不得已侦其出界,派员捕获。”
这就是民国初年轰动一时的“宋汉章案”。
这一案子发生在风云际会的民国元年, 此时共和民主的观念已经渐入人心。宋汉章被抓,不仅引起民众哗然,就连上层也有争议,结果,引发出一场民国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与民国开国元勋、沪军都督陈其美的争论案。
伍廷芳是广东新会人,是个地道的海归,曾经留学英国伦敦,做过大清国的驻外公使,但这些都不是他的过人之处,关键的是他精通法律,是饮誉中外的清末修律大臣。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出任军政府的外交总长,主持了南北议和,迫使清帝退位,也有他一份功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司法总长。伍廷芳在国外呆过多年,受西方民主法制思想影响颇深,在出任司法总长后,曾亲自干预过几宗很著名的案件。
南北议和时,山东巡抚是袁世凯的亲信,他以“土匪抢劫”之名捕杀国民党有名人物张钟端,引起全国轰动。伍廷芳立即出面从法律角度,指责袁世凯只凭捏造的供辞对案子定性,要求他再进行査办,并迅速电复司法部。但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哪里会翻自己弟子的盘子?他在复电中竭力为亲信抓人搪塞推脱,不顾事实,硬是说“张钟端等焚抢属实”,“供证确凿”。
伍廷芳也不放过他,义正辞严反问:“试问张钟端等烧了什么地方?又抢劫了何人?”
这袁世凯哪里说得出?伍廷芳继续问:“山东巡抚是否曾派人确查?巡抚所得到的供证,由审判厅正式开庭审理了吗?是不是用刑拷讯了?既然此案未尝交审判厅审讯,那么,它在法律上是不是正当之判,就可知了!"伍廷芳全是拿法律说话,虽然大有辩明是非的味道,但这对武夫兼野心家的袁世凯而言,则无异于对牛弹琴,此案最终是不了了之。 但伍廷芳随后又以南方代表的身份就山东巡抚杀害张钟端一案几次质问袁世凯,使得袁世凯森天下人前出尽了丑,以后,他一见伍总长就拔腿开溜。伍廷芳连孙中山都让位的袁世凯都不怕,那还怕谁?不久他又因“姚荣泽案"与沪军都督陈其美较上了劲,又闹得不可开交,全国轰动。
所谓“姚荣泽案",是发生于1911年11月的事,当时同盟会会员周实、阮式在江苏淮安召开会议,响应武昌起义,脱离清政府,宣布实行独立。前清山阴县令姚荣泽却借口不到会,阮式在会上当众贵备他说:"姚荣泽这人两边倒,不到会其实就是骑墙观望.这是个两面派。"
姚县令在淮阴也是一霸,何时被人这么说过?得知阮式这般"侮辱"自己后,怀恨在心,寻机报复,不久,他派人以议事为名,将周、阮二人骗到淮安府魁星楼毒死。
姚荣泽公开挑衅革命党,并且手段残忍。民国成立之后,淮安革命党和周、阮家属把状告到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处。孙中山指令江苏都督府审理。但是,被害人家属担心江苏都督府官官相护,向沪军都督府提出“异地审理”的强烈要求,孙中山同意改为由陈其美治下的上海都督府讯办。1912年2月,姚荣泽被提解到上海进行审理.此即民国初年第一大案一"姚荣泽案”。
陈其美亲自审理姚荣泽罪案,但姚荣泽嘴硬得很,死不认罪,指东说西,陈其美没有办法,只好采用前清拷打审问的审判形式进行审理,一场毒打硬是撬开了姚荣泽 的嘴。可是,被姚家重金买通的新闻界在报道这一大案时,对姚杀害革命者说之甚少,却死死抓住陈其美搞刑讯逼供不放,大肆宣扬,结果这一案件在上海影响很大。作为司法总长的伍廷芳也接到告状,多次写信给陈其美,劝他“按照文明办法审理",说:“民国刚刚创立,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为万国人士所关注。因此,审理这样的重大案件,稍不合文明规则,则必起外人之讥评,故不得不格外注意。”
陈其美革命十几年,目睹许多同志死难,他本人也多次死里逃生,骨子里嫉恶如仇,替革命志士申雪昭冤的心情迫切,依旧以情感代替理性,哪里顾什么伍总长司法独立、文明审判的立国原则?但面对伍总长一封接一封的劝告信,他还是顾及情面,也只得以种种托词进行拒绝。针对陈其美的种种借口,伍廷芳也是不厌其烦,先后五次写信,耐心地像教小学生似的向陈其美灌输现代法律观念。但他的劝告在陈其美前面都没有奏效,姚荣泽受一次审,稍一嘴硬就挨一顿棍棒,仍常被揍得皮开肉绽,死来活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一次,银行经理宋汉章不肯给革命党贷款,遭到陈其美的扣押,这种滥用权威、破坏司法秩序的行径,身为司法总长的伍廷芳更是极其不满,他又写信给陈其美,苦口婆心地说:“宋汉章有罪与否,须由审判机光审理后方能确定,若凭武力以及行政权力妄事逮捕,是对司法权的肆意践踏,此乃前清流毒,有悖三权分立的公理.”
但陈其美仍像上次“姚荣泽案”一样,进行狡辩,伍延芳则又不厌其炕地逐一批驳。像前次辩论一样,两人信函往来,但银行方面打点报界,他们的来往信件被报纸一一披露,一时又牵动起敏感的社会舆论,轰动全国,正在陈其美对自己信件为何屡屡被报界拿获大惑不解时,上海各界纷纷开始谴责陈其美,要求释放宋汉章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形成赫然大波。陈其美掌控着上海军政大权,面对指斥也不屈服,正在众人无可奈何时,他的二弟陈其采出面了。原来,陈其采与上海金融界素有交往,宋家送上重礼,他立即也为之奔走。结果,陈其美虽强硬,也经不住亲弟几句劝,宋汉章被关禁两周后,终于获释。
不久,袁世凯逼走孙中山上台,他眼中更是没什么法度观念,他的手下动不动就是大棒和强权说话, 伍廷芳终于心灰意懒, 辞去司法总长一职。但是,作为一位耿介之士,他对宋汉章一案的是非曲直仍耿耿于怀。一天,他写信给陈其美,说:
双方各请公正廉明之商家一人为公正人,再由所请之公正人二人合举一人,评论公断。如以廷(即伍廷芳自已)之言为非,廷愿出洋一千元,赠与执事(即陈其美);万一以执事之言为非,则执事须出洋一千元与廷,以备分赠宋汉章及当时与宋同席、误为贵军队捕拿之梁君。
这一豪赌虽然迹近荒唐, 但反映了伍廷芳对陈其美捕捉宋汉章一事的气愤。心虚的陈其美没有应约。上海银行界把这事当作宋汉章之事的尾声在饭后茶余传开。不久,陈其美因为缺军饷,被袁世凯的几个暗探以借钱为名骗到某酒楼,暗探拔出枪,对准他就劈里啪啦开火,一世英豪陈其美当场被击毙。
陈其美一死,他与伍廷芳、宋汉章的一切恩怨都一了百了。这场中国银行成立之初的钱权较量就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