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走马灯似的连换两位财长孙宝琦和周自齐。他们离职后,陈锦涛再次担任财政总长。陈锦涛和财政部任币制局副总裁徐恩元都是美国留学生,且徐恩元在任币制局副总裁时与中国银行接触较多,因此,因为同学与原工作关系,6月23日,陈锦涛任命徐恩元为中国银行总裁。
这时,中国银行刚刚遭到停兑令的冲击,对于北洋政府的一切措施处处提防,商股联合会惟恐政府再做出什么不利于中国银行的举动,因此,对于总裁人选尤其关注。 徐恩元在财政部任期内时,曾向美商订印钞票,要中国银行支付200多万元,而后来中国银行实收股款只有300万元左右。由此,商股联合会认为他擅自以中国银行2/3的股金用于钞票印制,是不顾中国银行利益。 因此,当他们听说政府任命徐恩元为总裁,个个深感忧虑。于是,一场对尚未就任的新任总裁不信任的风波在中国银行内部展开。
6月30日,商股联合会电请北洋政府收回成命,同时致电徐恩元:
北京中国银行转徐荣光先生鉴:
见任命公为本行总裁。公于民国3年在财政部向美商订印纸币价值200余万元,罄本行股本金以购一千余箱之废纸。此项巨款至今虚悬。 本会今特声明万万不能承认。
徐恩元见到电报后很不高兴。 走马上任后,他开始反击, 首先宣布股东会按照中国银行成立章程不能成立,对商股联合会不予承认。由此,股东们对他更加反感,双方矛盾越来越深。
这时,京,津各大报纸就徐恩元向美国订印的钞票上印有昭武字样,纷纷指责徐恩元,认为是他讨好哀世凯拥护哀称帝,并为在民间消失“民国"观念而向内阁提出加印的,而且,还使印制费增加了一倍商股。
联合会为了表明股东立场,通电全国,把联合会成立经过、指责徐恩元的原因、各方调解情形等一一加以公布。
对于股东对自己的指责,徐恩元进行申辩。他向报界指出:“向美商订印钞票系当时财政总长周自齐的主张,本人只是执行周的命令。至于昭武事件,系杨士琦为实行帝制作准备而提出的建议,我虽略知梗概,但责任不在本人而在杨。"
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到了7月,印钞问题还没有平息,聘用洋员一事又起了争执。 起因是徐恩元聘任北京英商麦加利银行经理卢克斯为北京中国银行副经理,合同规定任期5年,年薪3000英镑,津贴1000英镑。
在中国银行创建之初,为借鉴西方银行技术、经验,孙多森曾聘用两位外国人担任稽核员和司账员,但是,因为二人不懂汉语,无法交流,只能闲坐办公室,坐领高薪。总处高级行员工作忙,工资少,看到洋员无事可做还领高薪,早就心有不满。现在,中国银行在北京停兑的钞券还没恢复兑现,国内业务都难以发展,根本谈不上开展国外汇兑业务,而徐恩元又一年花费4000 英镑聘请洋经理,商股联合会和总管理处高级职员马上表示反对。
7月18日,总稽核卞寿孙、总司账谢霖、总司券范磊三人联名致函徐恩元,提出质问:
·····今以外人入据副经理之职,于吾国财政不难毕窥底蕴而无遗失。一国之财政虽不妨明示公开,然亦有应严予秘密之处,一旦尽情掬示外人,其间岂无窒碍。.....卢克斯以一副经理而支薪至4000镑之多,以总统府高等顾问莫利逊,盐务署会办丁恩,各人年俸最高亦仅4000镑左右。今以中国银行副经理而支薪与彼等相埒,是否其人之声望才干有大过人者。.....
徐恩元正为印钞问题所困扰,希望中国银行五总(即总司券、总司账总稽核、总司库、总文书)为他的“昭武"事件登报更正。卞寿孙、谢霖、范磊三人非但不在报上的启事中签名,还写此质问信质问自己。他又气又恨,暗中传出话说要把总司账谢霖调离总 处。
7月25日,徐恩元来中国银行观察。他从步军统领衙门带来携枪保镖三人,这更引起行员反感。
在这些不愉快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下, 卞寿孙等三人决定不再与徐共事,7月26日,三人愤而辞职。副总裁陈威与徐恩元早已不和,也同时引退而去。
此四人辞职后,徐恩元并没过上好日子。 聘用洋员风潮,引起了国会议员们的注意。众议院议员凌文渊、叶夏声等53人联名就这一事件向北洋政府提出质问,但最终因合同已签而不了了之。
徐恩元受到内外夹击,为了摆脱困境,准备将因段祺瑞停兑令停兑的北京、天津两行钞券恢复兑现,以挽回个人声誉,巩固自己的总裁地位。这个建议得到了股东们的欢迎。
此时,北京停兑券流通额已由停兑日的几百万元增加到2000多万元;天津停兑券存款已由2000多万元增至近5000万元。北洋政府财政部正在和日本兴亚公司商借实业贷款日金500万元,与美国银团也在商借实业贷款,但是,都还没达成协议。徐恩元急不可待,劝说好友财政总长陈锦涛在国务会议上提议中国银行首先恢复兑现。在陈锦涛的力持之下,徐恩元的建议在国务会议上通过,10月26日,中国银行在北京开始兑现。兑现的头两日,前往兑现的储户并不十分拥挤。
但第三天各银行一开,兑现的人就开始涌来,以后一日比一日增多。然而,这时中国银行准备兑现的现金却并不充足。所谓美国实业借款,因为四国银行团反对而失败。结果,京钞开兑没过几日,就限制每日兑现四万元,每人每日只限兑一元。
这样,兑现纯粹成了愚弄人之举。于是,社会上对徐恩元又起批评声。11月11日,众议院对中国银行这次开兑提出质问,有人批评徐恩元过于轻率,视国家大事为 儿戏,使 北京中国银行信用下降。随后,众议院又组织特别委员会到中国银行调查,徐恩元又一次陷人狼狈处境。
徐恩元当总裁仅仅半年时间,反对他当总裁的呼声越来越高。12月7日,徐恩元提出调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张嘉璈任重庆中行经理,这又引发一股反徐浪潮,并达到高潮。
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字公权,原籍上海宝山县,14岁时考入官方言馆,17岁到北京读书,翌年得到唐文治资助到日本留学,在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和政治经济专业。 在日本时,他结识了梁启超。但是,由于留学费用不足,距毕业还有一年就提前回国。1909年, 他任北京《国民公报》编辑,后来又在邮传部《交通官报》做总编辑,不久又转在邮传部供职,1911年8月辞职离京,上海光复前夕来到上海。
在上海,他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但很快放弃政治转入经济。 当 时进步党人汤叡任中国银行总裁, 他早就有意用 这位攻读银行学的留日学生, 正好这时上海分行经理项馨调升总行副总裁, 副经理宋汉章升任经理,还剩下一个副经理的职位。汤叡于是介绍张嘉璈继任。在上海分行,张嘉璈的能力得到发挥,成绩斐然。
这次徐恩元在张嘉璈的调令中,同时明确上海中国银行襄理胡嵇乡接任副经理。经理宋汉章认为徐恩元这是有意报复自己,愤而辞职。同时,宋汉章还致电财政总长陈锦涛要求制止将张嘉璈调离上海。 宋汉章提出辞职后,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联络上海商界进行挽留。12 日,股东会致函宋、张两经理不得擅离职守,并且说如果他们的商股股本有丝毫损失,二人就应负全责,所有北京中国银行在上海中行的存款230多万,未经得该会同意,一概不得支付,并且,股东会还责成宋、张二经理将此电告总行,事后,商股联合会怕宋、张不听,又致电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与江苏省省长齐耀琳,要求他们出面。
13日,冯国璋电国务院和财政部转饬中国银行总裁:“勿调动上海中国银行负责人。”
江苏省省长齐耀琳更是站在商股联合会一边,在电报中,他称:宋、张拒受院令“实系保全苏省大局,非为各该经理之私人利益起见,现停兑风潮已平息,而沪上银根吃紧,岌岌可危,....上海中国银行宋、张经理一辞一调,商界恐慌异常,...影响所及,岂独沪上一隅，应请迅电宋、张二经理照常视事,不准辞,亦不再调"。
与此同时,社会名流梁启超、唐绍仪、 张謇、虞洽卿等人纷纷致电 北洋政府阻止徐恩元调张嘉璈去重庆。
14日,商股联合会为了敦促北洋政府严饬徐恩元撤销调令,提出撤出他们在中国银行的所有商股,并且,还向上海地方审判厅提出对北京中国银行在上海的存款进行假扣押,作为退还商股的抵押金。上海地方审判厅马上受理此案,并且下令宋、张两人在存款项下提存现洋先行进行假扣押,法院扣押231万多元。
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的这些行动,弄得徐恩元非常被动,但是,他并不屈服,马上进行反击,宣布商股联合会为非法组织,要求政府立即解散它。
这时年关将近,上海各银行银根日紧,报纸登出上海中国银行调换副经理的消息后,市面上又起恐慌,提款兑现的人一日比一日增加,马上就会再次引起风潮。12月20日,财政部以300万元公债提供担保,撤销了法院扣押北京中国银行在沪存款的申请。
12月21日,淞沪护军使杨树棠、沪海道尹徐鹤仙、上海县知事沈蕴石、上海地方法院审判厅厅长袁鳞伯看到中国银行事态发展对安定市场很不利,便联合出面邀请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会长叶景葵及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在总商会商议调停办法。
在调停会上,杨树棠劝告股东会说:“要以金融市场为重,我们希望你们同银行方面协商和平解决。”
沈蕴石等人纷纷附和。
朱葆三解释说:“这次股东要求退股,其实就是由于徐恩元不承认股东会引起,哪有我们这些商人出资而无权利的道理?"
杨树棠无言以答,只好转问叶景葵:“你说呢?”
叶景葵回答说;“总行必须承认股东会,并尽快续招商股,招足后成立正式的股东会,这样才可以和平解决,并且,还要定个期限,至多六个月,另外,官股也必须补足,这方为公平。”
这时,法院的袁鳞伯也说:“股东方面所说的也有道理.”
于是,杨树棠等人答应由护军使、道尹、县知事与商会一起共同联名致电财政部解决此事。
在各方的调停和压力之下, 徐恩元不得不撤销调 张嘉璈离开上海的命令。 股东会也向上海地方法院撤销对北京中国银行存款实行假扣押 的申请。对于退股问题,因为在京部分商股股东孙宝琦、黎澍、曹汝霖等的反对而作罢。
徐恩元在担任总裁的一年中,由于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与商股股东和总行高级行员存在不同认识,双方格格不人,上下离心,相互猜疑,中国银行的业务几乎陷于停滞状态。 徐恩元纵然是想留在总裁位置上 也是难留了,1917年6月,他终于离职黯然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