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元黯然下台后,冯耿光接任总裁。
张嘉璈没调去重庆,但是,他通过梁启超的关系,在北京政界一番活动后,职位不仅没降反而上升。 不久,北洋政府任命张嘉璈担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实际主管全国财政。
冯耿光上任后,主要是应付京钞的鳖理、兑现,这一工作刚告一段落,1921年挤兑风潮又突然发生,虽然它在两星期后就平息,但是,冯耿光却不愿再干下去了。
1922年,第二届董事会改推王克敏为总裁,冯耿光退居常务董事之职。
王克敏接任不过一年光景,便调任财政总长。中国银行总裁职务,由董事会改推金逯担任。金逯曾在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时做过财政次长,后由浙江兴业银行叶景葵、蒋抑卮等人推荐,做了中国银行董事。 金逯年事已高,作风稳健,一切措施都按老方法老章程办,不轻易更动。中国银行业务也逐渐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1926年第三届董事会成立,他继续担任总裁,但不久就因病重而不能到银行办公。 不久,冯耿光又被推为总裁。冯耿光第二次上任 时, 北方已在奉军控制之下,政治、经济的紊乱达到极点。
早在1925年,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就写信给北京总处,报告国民党自从1924年改组以后,有国际援助,声势很好。 北伐开始后,他又向冯耿光报告说国民党政府向广州银钱业借款80万元,雇用挑夫把现洋放在砖头下面,挑过粤赣边界大庾岭,作为中央银行的发行准备。并且,他还说北伐军力量雄厚,组织严密,胜利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打败北方军阀。 冯耿光接到贝祖诒 的报告后,约来王克敏、张嘉玻一起商量,说:“北方政局腐败,是我们所亲眼目睹的,军队不能打仗也是事实,贝祖诒说南方”
王克敏说:“但南方动态究竟如何,也不能轻易相信呀!"
张嘉璈说:“最好能有一人亲自去看看。”
王克敏说:“冯老你是广东人,如果前去,比较不惹人注意。”
“好,我就以探亲为名回家乡去一趟,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冯耿光到广州后看见那里各方面情形,果然和北京完全不同,完全是一番新气象。于是,他又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就在他返回路过南京时,行踪却被孙传芳知道了。 孙传芳派人约他去谈话。
冯耿光原来就对孙传芳没有什么好印象,但又不便推托,只好勉强去应付一下。一见面,孙传芳就问他:“南方情形如何,赤化能不能成功?"冯耿光不敢正面回答,推却说:“大帅你的消息灵通,一定比我知道得还清楚。 ”
孙传芳进一步用请教的口气征求冯耿光的意见,说;:“你是我们的老前辈,大家可以畅快谈谈。张作霖是土睚,蒋介石是流氓,两个人都来拉拢我,你看我和哪一个人联合比较好?”
说罢,他又说:“北伐军很能打仗,不容易抵挡。”
冯耿光心里想,这种重大的事情,我又怎么能随便答复呢?于是用空洞的话来搪塞他。
见面之后,冯耿光就匆匆返回 北京。
冯耿光才回到 北京,孙传芳就已和张作霖联合了。 冯耿光看到南北政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就和王克敏、张嘉璈两人商量,由王和冯留在北方,应付北洋军阀,张嘉玻因母亲病重,正好趁机赶到上海,就地与国民党联络,然后见机行事。
这样,冯、王一直在北京,而张嘉璈去了上海。
冯耿光在北方多年,熟人很多,维持中国银行的局面,本来他以为自己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不料有一天,驻在保定的奉军第三,第四方面军团部,忽然派一参谋到中国银行总处,要求面见冯耿光。
见面后,这位参谋说:“敝军有一笔进口押汇的军火,大约价值30万元,在没交货付款前,洋行方面要求银行担保,张学良要你以中国银行名义签字担保。”
冯耿光说:“30万的巨款不是小数目,必须经董事会通过才行,我个人没这么大的权力。”
参谋倒是干脆:“那就马上开会吧。”
冯耿光也不是省油的灯,立即回答说:“各董事散居在各地,一下子没办法召集来,这难于照办。”
对方见不行, 最后说:“ 那我派一副官带领几个宪兵护送冯先生到保定去见张学良,当面商量吧。”
冯耿光一听,觉得此事不妙,借辞找陆军次长杨毓询,请他想办法。杨毓询一听参谋的要求,连忙说:“千万不可同去,否则,就没有办法了。”然后,杨毓询亲自去找张作霖说明原委。
这样,一场虚惊,才算平安渡过。
张嘉璈在上海应付国民党政府,也不是很顺利。他和国民党方面的黄郛、陈其采、钱永铭等人,原来都是很熟的朋友。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时,国民党就指派陈、钱等人组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中国银行由吴震修代表参加。4月27日,这个委员会议决,先凑二五库券垫款100万元送到南京去,中、交两行各分担50万元。
钱永铭与宋汉章商量垫款的事,宋汉章不允许垫借。
吴震修又劝说宋汉章,他还是坚决不答应,并且说:“孙传芳的军队它经过江来了。"
宋汉章不答应,吴震修就没办法办成,于是,他索性赌气不管,一个人溜出边门跑去看电影。
其实,这个借款的事,张嘉璈、冯耿光等人早就有了安排。早在1924年,广东革命政府成立中央银行时,为了发行兑换券筹措准备金,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就向香港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诒商借。贝祖诒向北京总行请示后,总行密嘱他赴广州与宋子文面洽。 宋子文要求借200万元,中国银行答允承借1/4,即60万元。1926年下半年北伐开始,宋子文曾电告出发各军,对于沿途的中国银行分行加以保护。 北伐军到达江西的赣县后,蒋介石通过在天津的黄郛向张嘉璈要求接济现款,尽管这时江西仍在孙传芳军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是, 张嘉璈还是派人将现款悄悄地运到赣县。 因为 北洋政府邮电检查很严格, 张嘉璈担心中国银行总行与分行之间的来往电报可能泄漏,黄郛南下时,又委托他带密函给汉口分行,信中提及蒋介石到达武汉后,可由中国银行借支100万元。但是,后来蒋介石的司令部没设武汉而设在南昌,这笔款子因此没有在汉口支用。
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政府成立,急需从各方筹集财源。 各国与南京政府还没建立外交关系,不可能贷款给蒋介石,他只好打主要经济支柱上海中国银行的主意。可是,沪行经理宋汉章却不知道总行有给汉口分行的密函,因此加以拒绝。
因为这笔垫款发生波折,财政委员相继辞职,最后,宋汉章只好同意先垫30万元,后虽同意借50万元,但是却要南京政府找保证人,这可惹怒了蒋介石。于是,蒋介石进一步提出借款要求,并且一下子从50万元加码到500万元。 宋汉章还没有想好对策,蒋介石就已大为不满,第三天就打电报给宋汉章,非要借1000万元不可,措辞异常强硬。
张嘉璈与黄郛、张群是至交,为解决这项垫款问题,他只好先后找他们帮忙,请他们从旁向蒋介石进言。黄郛劝蒋保全中国银行的元气,不可对中国银行逼迫太甚,主张垫款分3个月拨交,每月垫200万元。
经过不断折冲,最后,由张静江提出一个解决办法,目前先交200万元,7月10日和8月10日前后再各交200万元,共垫600万元。
这时担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的陈光甫告诉张嘉璈,南京政府已经决定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摊派也已落实,所以中国银行即使允垫600万元,也属暂时性质,库券承购者一缴款,垫款即可归还。
因此,张嘉琐同意接受由中国银行在3个月内垫款600万元的调停方案,这事告一段落。
事后,宋汉章坚决要求辞职,冯耿光把他提升为沪区行总经理,后由董事会推为常务董事,沪行经理的职务则由贝祖诒接任。
这样,中国银行在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时期,暂时度过了一段波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