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张嘉璈的务力,中国银行对于将介石新政府功不可没。7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成立后第一次到上海,就来到张寓吊唁张母之丧。1928年1月,黄郭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嘉璈作为他的至友,利用银行家的地位,开始为他帮忙。
此时,英美两网还没有承认南京政府,两国的公使馆还在北京,公使(本人最有时来上海,但对南京政府外交人员却是躲躲闪闪,力避接触,至于公开见面或会谈更是 十分顾忌。为了帮助黄郛,张嘉璈先与两国驻沪总领事频繁按触,通过他们与该国的公使进行沟通。 不久,两国公使传话来说:可以在沪与黄郛谈判,但是希望在一个隐蔽一点的地方会晤。
于是,张嘉璈在上海的寓所,就成为理想的会谈地点。
3月29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驱车来到张家,张嘉璈介绍双方见面,然后退出,由黄郛与马慕瑞单独谈判。
7月,美国承认南京政府,并且表示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张嘉璈在为国民党政府争取英美两国支持方面立了一大功, 个人的社会地位乃至国际声望随之大为提高。日本庆应大学马上宣布把他列人毕业同学录,虽然张嘉璈当时未毕业就离开了,但是庆应大学现在不但宣布承认他毕业,还推举他为特别学员。
10月,中国银行改为政府特许的汇兑银行,加入官股,商股仍然不变,总管理处由北京移到上海。 南京政府只派叶琢堂、李清泉、陈嘉庚三人为官股董事,其余商股董事12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他们是李馥荪、张嘉璈、宋汉章、陈光甫、冯耿光、贝祖诒、孔祥熙、徐寄廪、卞白眉、周作民、吴麟书、周宗良,前5人为常务董事,常务董事推举张嘉璈为总经理。财政部派李馥荪为董事长。张嘉璈终于登上了全国规模最大、业务最发达、可吸收的存款和所发行的钞票均居全国之首的特大银行总经理宝座。
在张嘉璈主持下,中国银行经过几年的大力开拓,到1934年,实力大增,并且超过已成立六年、由孔祥熙和宋子文主持的中央银行。然而,这又引起了麻烦。
1935年,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为了加强金融垄断,决定直按夺取中国银行。
这时,中行的规模、实力和声望在金融界举足轻重。蒋介石、孔祥熙都知道,如果公开地、直接地强行攫取中国银行,对政府会带来严重风险,特别是这时上海工商界和银钱业的处境都十分困难,一旦发生意外,局面就将难以收拾。于是,蒋、孔决定采取秘密、隐蔽、谨慎的手法。
1935年前后,全国银价大涨,经济日益恶化。各个银行对贷款进行紧缩,尤其是对信用放款更是十分严格。1月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三行对处境困难的企业发放了500万元的紧急贷款;随后,三行又向银行和钱庄拆放了1500万元。但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上海市地方协会向无所不能的“老大”杜月笙求救。杜月笙也没有办法,只好主持召集市商会、银钱业联席会议。会上,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办法是三行继续对银钱两业贷款,并联合要求中央银行拨巨款直接给工商业作货物、地产等抵押放款用,以稳定市面。然后,杜月笙和地方协会副会长钱永铭、市商会主席俞佐廷、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银行公会主席陈光甫、钱业公会主席秦润卿共六人,一起来到财政部长孔祥熙住所,当面递送上地方协会和市商会的呈文。
财政部长孔祥熙只对自己的事热心,对于众人的要求,他说:“由中央、中国和交通三行会同办理。”
“那对于地产押款怎么办呢?”杜月笙问。
孔祥熙回答说:“因关系重大,须再详细考虑。”
后来,财政部函令各银行对各业请求贷款而能提供确实押品的,须尽力承做,而如何去做,却没有下文。
3月1日,市商会和地方协会又分别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军委会、蒋介石及财政、实业两部,陈述上海工商业困难情形,请求这些实权部门和人物从速筹划脱困的“根本大计"。与此同时,上海中小企业主组织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派代表与张嘉璈商洽,要求中国银行提供信用小借款或1亿元的物产公估抵押借款。
正当上海工商界请求政府救济和要求大银行贷款时,2月28日,孔祥熙和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宋子文受蒋介石电邀,一起去汉口密谋。
对外,他们称这次见面 主要是考虑编制下年度预算案。
蒋介石说:“国家社会经济困难的原因,全在于'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统一',而关键是中国、交通两银行不昕命令。”
孔祥熙马上说:“交通银行是陪衬,矛头主要针对中国银行。”
蒋介石不予理睬,继续说道:“因此,解决的途径就是要这两家银行约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
宋子文早就想接替中行总经理张嘉璈的位置, 不顾自已与张的多年交情,马上献计说:“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是中行不听命于中央,彻底不合作的障碍。”
于是,蒋介石对孔祥熙说:“张嘉璈必须完全脱离中国银行关系。”“如何办?”
“就任政府其他职务或中央银行副总裁。”
蒋、孔、宋这一决定,行政院长汪精卫事先并不知道。当他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恼火,马上声称这是非法的。3月20日,他又气不过,致电正在贵州、四川堵截长征中红军的蒋介石,问:“弟于此举,事前亦未接头,事后补救,未知能有效否?"
然而,蒋介石却复电汪精卫,说:“如为救国家与社会计,今日财政惟有此一办法,舍此之外,皆为绝路.”
3月22日,蒋介石从巴县给孔祥熙发来一份特急密电:
国家社会皆濒破产,致此之由,其症结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其中关键全在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而置国家社会于不顾,若不断然矫正,则革命绝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二行所断送,此事实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今日国家险象,无论为政府与社会计,只有使三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唯一之生路。务望转达林主席、汪、孙、于、居、戴诸公,坚决主张,贯彻到底,以救垂危之党国。
在蒋介石看 来,社会经济破产,民不聊生,责任不是他反动的内战政策,而且只要孔祥熙收到他的密电,立即动员张嘉璈离开中国银行,便可使“垂危”的党国得救。
张嘉璈事先对这一决定毫无所闻,孔祥熙见他后,即征询他:“你对今后的出路有何意见?”
这时,张嘉璈才恍然大悟,知道蒋介石要把他撵出中国银行。
此时,蒋介石走的是英美路线,除了利用张群和黄郛拉拢日本以外,还通过王正廷、宋子文、孔祥熙等向英美暗送秋波。尽管张群与黄郛是蒋介石时刻不离的幕僚和言听计从的智囊,可是,亲日派与亲美派却矛盾重重。宋子文与张嘉璈这些年内也时常发生磨擦。当时张嘉璈以老牌银行家自命,并不买宋子文的账,因而成为宋子文的眼中钉。
这时,黄郛已获得消息,改组中国银行将由宋子文接任董事长。 中国银行本来是张嘉璈政治活动的根据地,一旦失掉,后果难以预料。 尤其是他担心着亏空中国银行的一笔30万元的呆账, 如果宋子文追查起来,一定会搞得他声名狼藉。 因此,他力争副总裁和总经理之职。
情急之中,他只好向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和好友黄郛求救。
此时,黄郛正在莫干山休养。 黄郛曾告诉过张嘉璈,他与蒋介石之间电报往返有专用密码。 张嘉璈跑到莫干山,想通过黄郛的密电码,委婉陈述当前金融大局未稳, 可否由他以中央银行副总裁暂兼中国银行总经理一个时期。
但是,黄郛却不同意用专用密码给蒋介石发电报,可是,他却给他出了个主意:联孔倒宋,即投奔到孔祥熙的门下去扳倒宋子文。
经过一番密商后, 张嘉璈通过郭秉文的介绍, 与孔祥熙接上头。 就连孔祥熙的亲信秘书李青选,张嘉璈也用重礼笼络住了。
李青选向孔祥熙进言说:“中央银行是银行之银行,任务繁重。张嘉璈是金融界巨子,在银行界里的潜势力很大。他被宋子文挤出来以后会潦倒得很。您如果现在拉他一把,他一定会帮您很多忙。”
孔祥熙点头表示同意。
几天后,3月27日,黄郛在张嘉璈软磨之下,也从莫干山拍发了密电。3月28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组中国银行、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副总裁的决定。
3月29日,中国银行召开董事会,张嘉璈在会上提出辞呈,辞去总经理职,结束了他在中国银行23年的生涯。
张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时,孔宋都给他打去贺电。
3月30日,中国银行召开股东会,被迫接受增加官股1500万元,连同1928年增加的500万元,官股与商股一样,同为2000万元。会上改选了董事,由财政部指定宋子文为董事长,董事从15人扩大为21人,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和杜月笙全部册上有名。 按照修改后的条例,实行董事长制,董事长宋子文提名年迈的宋汉章为总经理, 中国银行从此开始由四大家族直接控制。
张嘉璈被迫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一事,上海金融界为之震惊、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没有人敢来抵制。
这一年冬天,张嘉璈被任命为铁道部长。 他离开中国银行后,中国银行董事会为酬报他服务中国银行23年的功绩及卓越贡献, 特别提出专案,决议致送“退职赠与金”16万元。
抗战开始后,张嘉璈改任交通部长,1942年辞职后赴美考察。 抗战胜利后,他回国出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1947年3月到1948年5月,出任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4月离沪赴香港,后去澳大利亚和美国任职,从事研究工作,1979年病死于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