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盛宣怀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时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掌管多家洋务企业,并刚刚接办汉阳铁厂。盛宣怀办银行出于他多年的洋务经历。盛宣怀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洋务派。
盛家是个世代官僚的地主家庭,盛宣怀的祖父做过浙江海宁知州;父亲做过湖北盐法武昌道,后任安徽庐州府知府。庐州是李鸿章故乡,盛、李两家早有私交。1870年春,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受命督师入陕,“仿剿”回民起义。追随李鸿章在江苏无锡等地操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杨宗濂,见李鸿章需要人才,便把盛宣怀推荐给他,并让其入幕,做上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 由于盛宣怀的父亲与李鸿章是“雅故”,关系深厚;加之盛宣怀天生聪明,因此颇得李鸿章的欢喜和赏识,并很快获得李的信任。谁知,镇压起义的风火未熄,天津教案发生,西方列强陈兵海上,威胁清政府。朝廷面对列强的蛮横,束手无策,只好“速命"李鸿章及其淮军从西北前线赶回直隶,以防沿海不测之变。李鸿章领旨动身,盛宣怀紧随李鸿章赶赴天津。到天津不几日,盛宣怀被任命为会办陕甘后路粮台和淮军后路营务。以后,盛宣怀跟随李鸿章“南征北战”,官位也芝麻开花节节高,做上了知府,获得赏二品顶戴花翎的荣耀。
盛宣怀在追随李鸿章的过程中,也随他从事洋务事业。尽管中国自己办轮船航运,早就有过打算,但几十年都没能实现。
这时清政府将所征粮食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多是水上运输,即漕运。在鸦片战争后,国门一开,外国各行各业都涌人中国,航运业也进入中国。外国轮船航行于中国沿海和长江内河日益增多,由于外轮航行快,装载量大,所以除揽载客货外,也揽漕运。
由于漕运十分重要,而且运量大,因此外轮获利丰厚。这对中国商人是一个刺激,一些有识之士于是想自己办轮船航运,从外国人手中夺回这份厚利。可是清政府不但不重视,反而处处阻挡。尽管如此,中国人自己来办轮航运的重要性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舆论要求日益扩大。一些殷实狡黠的华商便附在洋商名下,“挂靠”一两艘轮船,也获利不少。李鸿章见到这种情况,便千方百计搞一些官督商办的企业,这样既可使殷实华人资金“并归商局”,又可罗致“熟精洋务”的买办人才。在这种气候下,盛宣怀上书李鸿章,请求中国人自己办轮船运输,并且指出这件事有“大利不可不兴”。盛宣怀的上书,与李鸿章的心思一拍即合。李鸿章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还面谕盛宣怀拿出一个办轮船局的章程来。
1872年4月,盛宣怀遵谕拟《轮船章程》。 在这个章程中,他表现出了年轻人的锋芒,主张考虑目前的“商情",为商人“设身处地想”,把这个轮船招商局搞成官督商办的企业。 但是,这一主张与浙江海运委员、负责筹建轮局的朱其昂招徕商资归并商局公办的主张相左,结果,被否定。 朱其昂带着兄弟朱其诏借领官款20万两回到上海兴办轮船招商公局。
由于公局的任务主要是运漕粮, 不揽载客货, 不能与洋人的轮船争利,弄了几个月没一个商股加入。 最后因为官费有限,朱氏兄弟的轮船公局开办了几月,便日益捉襟见肘,只好商量改变这个局面。
公办不成, 李鸿章又让盛宣怀重新饬议章程。 在第二次拟订的章程中,盛宣怀力主创立规矩,联络官商,派有道府头衔的精明殷实可靠的官员主持招商局。 但是,他的思路还是与李鸿章不同。
1873年6月,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为商兴办,重新订立章程,广招股份。唐廷枢是买办出身,所订章程,强调在商民中选威望高、招股多的为商总,每百股选出一个商董;商总由众董事推举,商总为总局主政。 这一章程与盛宣怀强调委派“有道府头衔者主其事”和“联络官商”的思想截然不同。李鸿章两次让盛宣怀拟订章程,都没有采用,但是老谋深算的他却有意要盛宣怀管这件事,即让他坐总办一席。 但最后他考虑来考虑去,却又任命了唐廷枢为总办。结果,盛宣怀只好屈居唐氏之下,接受招商局会办一职。
在轮船招商局,不甘寂寞的盛宣怀,依仗自己所掌握的一部分权,一开始就做好了逐步展开与唐氏争权夺利的准备。几番争斗之后,1880年,他向李鸿章建议,按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筹办电报局。这时英、美、法等国多次要求在中国建立电报线,清政府一次次加以拒绝。但可怜的清政府对列强纷至沓来的设线要求,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打心底里不愿意,但最终难以招架。为了避免洋人找麻烦,又达到不让洋人在中国设线的目的,清政府决定自己设线,供中外使用。李鸿章也积极主张设电报局,因此盛宣怀的建议很快得到他和清政府的批准。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派为电报局总办。
盛宣怀作为督办官员经营电报局,亏了是国家的,盈了利,则塞满自己腰包。结果,从1895年开始,弹劾盛宣怀之风骤起,有人上奏他招权纳贿,任意妄为,害则归公,利则归己,克扣军饷。对盛宣怀的弹劾,引起光绪皇帝的高度重视。他派出直隶总督王文韶查办此事,并让他推荐代理磁宣怀督办之职的人选。 盛宣怀平日做官,早已多方打理, 对这位直隶总督更是出手阔绰。结果,这位王大人名为调査,实则为他一一开脱。他向光绪皇帝提出电报局非盛宣怀莫属,不但使盛宣怀躲过了危机,更加重了他在光绪皇帝心目中的砝码。
1893年10月,李鸿章筹办了十年但仅开张二年多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发生一场大火,损失严重,这对李鸿章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但他对织布局抱有期望,认为这一企业前途无限,因此急派盛宣怀赴沪处理善后。受命于危难之际,盛宣怀决定重新招股,不足部分由他掌管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出款弥补。这样,不满两个月,他就筹集了200万两的资本。有了资本,织布局改名华盛纺织总厂重新开张,盛宣怀兼任该厂督办。于是,他又执掌了洋务派的一个大企业。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引来了朝野上下一致不满,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被撤销北洋大臣职务。失去了北洋的地盘,李鸿章一落千丈,依附于他的盛宣怀的地位也发生动摇,聪明的盛宣怀立即请假离开天津,回到上海。
盛宣怀回到上海不久,湖广总督张之洞因汉阳铁厂亏空太大,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便商请他来接办此厂。张之洞是朝廷重员,说话举足轻重,对于汉阳铁厂这付烂摊子,他指名让盛宣怀来接办,与其说给他为难,还不如说是看重他的能力。盛宣怀也看出张之洞对这付摊子已束手无策,因此向他提出,如果他来接办铁厂,还须同时组织经办芦汉铁路公司,以保障汉阳铁厂所产铁轨的销路。张之洞急于甩手铁厂,便答应了他的要求。1895年5月,盛宣怀接办了包括大冶铁矿在内的汉阳铁厂。
1896年8月,张之洞与直隶总督王文韶会奏保荐盛宣怀经办芦汉铁路,称赞他通晓“官法”,也通晓“商法”和洋务。10月,盛宣怀又亲自进京活动,到处走门路,上下打关节。结果清廷委派他经办的不仅是芦汉铁路,而是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这样东南之路全都归在他的管辖之内了。
这样,经过近十年的纵横捭阖,盛宣怀已成为集轮、路、电、矿企业管理大权于一身的重要人物了。
11月1日,盛宣怀向光绪皇帝上奏《自强大计折》。在这个号称“自强大计”的奏折中,他还附上《开办银行片>,其中说中国开办铁厂,就不能不办铁路, 办了铁路就不能不办银行。 光绪皇帝早就看中了盛宣怀的 “才华”,看到这个“自强大计”立即召见了他。
面见“圣上”时,盛宣怀又详详细细地向光绪皇帝陈述了铁厂、铁路和银行三者之间不能分割的关系,说得光绪皇帝大为心动,便详细询问办银行的办法。
盛宣怀奏告说:银行应由商家来办,但官方予以扶持;除办理各项存款、放款和汇款外,还可发行钞票、经办国债、铸造银元;总行应设在商业繁盛的上海,新设银行的用人办事,以汇丰银行章程为准则;将来设立国家银行.与通商银行可并行不悖.
这次见面,光绪皇帝在盛宣怀的“自强大计"上批示: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衡口和户部妥议具奏。
这三个机关的首脑恭亲王奕诉、庆亲王奕助、李鸿章、李鸿藻、翁同龢都是洋务派, 他们商议之后一致认为银行可以开办。
11月 12 日,军机处通知盛宣怀, 说奉皇帝面谕:“着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
12月7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了谕旨,命令盛宣怀开办银行。于是,中国第一家银行在落后西方国家100多年后登上了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