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谕旨一下,盛宣怀立即组织他的幕像和懂商务的此人连夜拟订了<银行成议节略>、<银行成议说帖>,接着,他们叉加班加点,拟定了<中国通商银行章程>22条,决定集股500万两,并开角遊选总董,但是,料想不到的是,眼看就要组建的通商银行遭受了挫折。
正在盛宣怀一帮人积极筹备通商银行时,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一些人却对新设银行疑虑重重,他们看到盛宜怀等人的银行章程后,更是驳诘。他们对于通商银行总行所在地宜设在上海还是上海,北京同时成立总行,利润回报政府如何分成,铸币获利如何分配,政府可否随时向银行借款等等,争论不休。 这些驳诘涉及许多投资人的权益问题,驳诘的内容传出后,招股工作大受影响,本来拟定 八股,结果招了三股便再也无人问津。由于没有人愿意来入股,那些已入股的有的也要求退出,结果,银行原定1897年4月开业,不得不推迟。
盛宣怀办银行受挫后,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驳诘各点逐一申述理由,并加以解释,然后呈送上去。 与此同时,他托户部尚书翁同龢、内阁大学士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等支持他办银行的人从中疏通,这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才于4月6日批准了这一章程。
本来就可以开业了,谁知又好事多磨。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又出新招了。
早在年初,盛宜怀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中就银行名称问题写道:
·牌名原拟中华商会银行,因港沪已有英商开设中华汇理银行,似重复。此行奉特旨开设,以收利权,公拟中国通商银行六字,是否可用,乞钧示,定夺。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同意银行使用“中国通商银行”名称。开业在即,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突然又致盛宣怀一份电文,其中说:
奉严谕,通商银行似不如中华商会银行,商会即公司别名,较为大方,希酌...
随后,盛宣怀复李经迈电说:
文电甚感,商会二字,甚新
但是,在盛宣怀还没确定好到底是用“通商银行"还是“中华商会银行”时,又有一个叫管廷献的御史向光绪皇帝上了一个“官设银行,流弊宜防”的奏折。
优柔寡断的光绪皇帝一看,又犹豫起来,要北洋大臣王文韶和南洋大臣张之洞与盛宣怀一起加以复议。
这时,张之洞怕通商银行铸造银币对他经营的湖北铸币局不利,便对皇帝说盛宣怀总管南北铁路,责任已重,若再督办银行必致群议蜂起。 盛宣怀闻讯, 亲自去找他, 张之洞推说:“外国官办银行和商办银行是不同的,而现在所拟章程,利弊很难详审,不敢草率复议。”
盛宣怀只好又请老友王文韶向张之洞去说情,但是,张之洞仍然不同意。 最后,万不得已,王文韶说:“外人窥伺在旁,赫德插手尤为可虑,时机紧急,刻不容缓,不能再有迟误。”
原来,这时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自办银行也多所觊觎,第一个插手的是英国的赫德,他一听到中国要自己设立银行,就扬言要招华资开设中英银行,企图争夺商股。早在1896年6月间,他就曾把拟定的银行章程递交给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盛宣怀深知赫德有海关在手,华商易被笼络,而赫德计划如果实现,通商银 行就办不起来。于是曾找过王文韶、张之洞等一起到朝廷呼吁,阻止赫德在中国办银行。
赫德还没赶走,又来了俄国人。华俄道胜银行是俄国沙皇为深入侵略中国,同日本争夺东北权益而在1895年设立的,当时清政府想借俄国力量来钳制日本,致使它在中国享有很大的权力,中东铁路的财务就是由华俄道胜银行控制的。在通商银行开始拟议时,华俄道胜银行又要挟清廷参加投资,意在把华俄道胜银行变为华俄合办,以便扩充业务,阻挠中国自办银行。最后,清政府被迫同意它的要求,并签订了合同。随后,俄国派人同通商银行筹备处联系,说俄国已开道胜银行,可以共同合办,不必另开通商银行。
俄国人还没着落时,比利时人又出面了。比利时政府利用中比芦汉伙路借款合同的谈判,也提出要求合办通商银行。
对于这些殷勤的合办银行的要求,盛宜怀说:“中国是泱泱大国,连一个通商银行都没有,这面子如何放得下呀!"他婉词拒绝洋人的要求。但是,这样推来推去,如果自己不尽快办起银行总是难以挡住洋人的吞噬之心,然而一旦盛宣怀挟洋人办银行,就是张之洞也难保清廷不在洋人的压力之下允许通商银行去铸造银币。因此,王文韶这一席话正好击中张之洞的心病。
最后,张之洞坚决表示铸币是国家的权利,通商银行既是商办,就不能铸造银币。只有盛宜怀点头答应这一条,他才同意列名具复。
最后,盛宣怀只好答应了他的条件。于是,由盛宜怀、王文韶、张之洞三人联名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批准银行速即开业, 并说:“若再议而不成,外人将以为中国决无自强之日。”
结果,尽管清朝内部意见分歧、倾轧刷烈,但是,在各国列强插手觊觎下,几经波折,通商银行于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正式开业。
这时美国还没有在华设立银行, 因而也就更加注意中国人开办银行的动向,通商银行一成立,它的驻华公使就将开设的详细情形,写成一份1180页的大报告,上交给美国政府。
通商银行成立时,资本额定为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其中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盛宣怀本人包括代表李鸿章出面的股份达73万两。支持盛宣怀办银行的王文韶也入股5万两。银行虽对外说是“集众商之力,合力兴办”,但纯粹商人的股份并不多。盛宣怀既怕官股加人,他的权力就要被削弱;又担忧没有官股,不能取信于外国人,最后通过翁同龢、李鸿章由户部拨存通商银行100万两作为生息公款,五年后分期归还。
银行名为商办,却是奉特旨设立;十个总董并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除盛宣怀外,其他九人全是由他一手指派。
通商银行把十个董事均称为总董,实际上谁也不是头,惟一的头就是现任督办盛宣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