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等十几家私营大银行在海外都有分支机构,它们分布在英、美、澳,日和东南亚、香港、澳门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为中国人民的合法政权,这些银行理所应当地也由中国人民自己的银行来管理.
因此,收回海外银行又成为了人民政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1950年1月5日,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公开发表声明,要求这些银行所有驻外人员好好保护财产,听候接管。1月9日,他又专门对驻在香港的国民党政府一切政治、经济、外交、财政、文化教育等机构的主管人员和全体员工发布命令:
你们务须各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档案,听候接收,不让反动分子有任何偷窃、破坏、 转移、隐匿等事 情发生。 原有员工均可量才录用,其保护国家财产有功者,将予以奖励;有偷窃、破坏、转移、隐匿等情者必予究办!
周恩来的这个命令,被称为“护产令”。它传到香港后,香港中国银行分行经理郑铁如首先响应,率领银行全体员工发表声明,接受国内领导,并向北京发电表示拥护护产令。
在他的带动下,中国银行在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英国等几个行处,也都相继宣布接受国内领导。 紧接着,香港交通银行经理钱秉锋等也紧随他们发表声明接受国内领导;随后,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广东省、广西省、福建省银行的香港分行等十几家银行也表示要归属国内领导。 他们的爱国行动受到国内的高度赞扬,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几次发电表示祝贺。
这时,新中国与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人民银行还无法对国外的各银 行分行进行直接领导。一个个金凤凰飞落到新生的人民政府手里。但是,蒋介石却很不甘心,利用他原来的管理关系,立即对这些银行进行“策反",甚至鼓励他们公开盗卖银行产权,偷窃或转移资产。中国银行曼谷分行本来已经宣布接受国内领导了,可是,经过他们一番策反又返归于台湾。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利用美国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的机会,更加猖狂肆虐、变本加厉地进行“策反",一方面再次派出俞鸿钧等人出来游说,一方面又派出特务进行威胁讹诈,收买银行里一些不坚定分子勾结串联,做尽种种手脚。 形势非常严峻。
香港是人民银行争取海外金融机构的重要基地,这里金融机构数目最多,有15家金融机构,资金也最雄厚。南汉宸当机立断组建金融工作团去香港视察。
香港金融工作团名义上是“视察",实际上是具体地负责财产接管工作,它由项克方、闵一民、孙文敏等人组成。项克方在解放前是上海地下党金融系统的负责人,参加过上海银行的接管工作,是上海金融接管处的副处长、接管中国银行的军代表。其他几个人都与留在香港的银行董事和高级职员比较熟悉,有团结、联络、争取他们的基础。
项克方和金融工作团到达香港后,又吸收了一些进步的在港的董事和高级职员参加,深入地进行细致的说服工作,机智灵活地同国民党派遣人员进行较量,和暗藏特务斗志斗勇,终于排除干扰,使得这15家金融机构转向共和国一方,并成为国家财产的一部分。
这些驻外分行积极发展业务,吸收外汇存款,使香港成为在美国的禁运下国内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贸易和吸收侨汇的一个重要枢纽。国内各家私人银钱业公私合营以后,其在香港的分支机构,也都接受了公私合营的指示,在香港成立了公私合营银行联合办事处,统一领导在港的金城、盐业、新华、大陆、中南等九家银行。
接着,项克方等人又去到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等地巡视,又陆陆续续地将这些地方的驻外银行接管过来,使它们变成新中国各银行的海外分支银行。
他们的工作成绩,得到了南汉宸等人的肯定。
1950年12月25日,人民银行又下达指示,由项克方和蔡公桩等人组成海外巡视团,收归其他海外银行。
由于伦敦形势严峻,他们首先赶到伦敦。
这时英国与新中国仍处于敌对状态。这里的情况比香港复杂得多,人事也不如香港熟悉。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经理叫夏屏方,他对是否接受国内新成立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领导,一直犹豫不决。国民党经常派人去拉拢他,因此,他一直是在 北京和台湾之间摇摆不定。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的态度变得愈发不可捉摸,甚至更倾向台湾。此时,中国银行有1200万英镑外汇都存储在伦敦分行。国内在美国银行里保存的存款全被冻结了。新中国能够灵活运用的外汇,这笔最大。如果夏屏方带领伦敦分行归顺国民党,国内各单位要进口一些战略物资,就更加困难了。 项克方和海外巡视团来到伦敦后,马上行动。
首先,他们请英国米兰银行冻結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在那里的全部存款。接着,对分行员工进行走访,在交谈中做思想工作。 项克方说:“大家要认清潮流,认识祖国的根本利益,认真贯彻执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下达的各项任务和指令。”
伦敦银行员工都是爱国的。在这重大的历史关头,全行员工都转向了新中国。但是,这时关键的人物夏屏方还是举棋不定。项克方等人又开始重点做他的思想工作。
夏屏方虽然身为分行经理,但是为人柔弱,做事瞻前顾后,又想为老蒋“尽忠”,又想回到人民的怀抱,左顾右盼,疑虑重重。 经过五个多星期的交往,项克方和蔡公桩等人多次与他恳谈,使他了解到祖国的大好形势和总管理处对他抱很大的期望。 这样,他的情绪才稍稍地稳定下来。最后,他与巡视团达成协议:允许他在不退还资遣金的情况下辞去伦敦分行经理职务,然后再由国内的总管理处任命他为总处的赴外稽核,并以此名义离开英国。
但是,夏屏方做事疑心太重,他辞去分行经理职务后不久,不同项克方等人打招呼,就私自订了去加拿大的船票。由于国内还要找人商量研究他的任免之事,还没来得及给他下任命书时,他就走了。项克方等人接到任命书后,经过研究,又向他所坐的轮船发了电报,通知他去赴任稽核新职。
这位老先生左右播摆了半天,最后到底还是接受了总管理处的任命,到新的岗位赴任去了。
几经艰苦的工作,大多数海外银行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为新中国银行的一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