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香港
郭氏家族从70年代起开始走多元化道路, 1971年, 新加坡第一间香格里拉酒店落成揭幕, 香格里拉受到游客的高度赞誉, 郭鹤年起了建立酒店王国的念头。
在过去的年月, 香港一直是郭家的贸易重地,1974年1月18日,郭氏在香港成立嘉里贸易有限公司. 到 1976年, 郭氏更把吉隆坡的总部迁到香港,建立以香港为基地、 辐射世界的郭家事业。
郭鹤年见世界航运兴 旺, 于 1977年4月,在香港建立克利轮船公司,拥有5艘新船,每艘造价为800万美元,总吨位2.5万吨。郭氏恪守“肥水不流外人田” 的信条, 把船用于为自己运载木材、食糖等天然产品,省下大笔运费。
郭氏尝到甜头, 与大马政府合组 船运公司, 两年后世界船灾降临, 郭氏损失近两亿新元。 从此, 郭氏抛弃做船王的梦想, 把主要资本投入酒店业。郭氏的第二间酒店建于香港, 台伙人有印尼福建同乡林绍良。1977年,郭氏购得九龙尖东濒临维多利亚港海面的地盘, 兴建了拥有 720J司房的五星级酒店, 店名仍是香格里拉。 香港业界, 莫不为这个店名拍案 叫绝, 店名为郭鹤年亲自命名, 他有命名 的嗜好, 他兴建的楼字名、 花园名、 餐厅名、咖啡厅名等, 皆非常优雅, 且通俗易懂。 有人推测郭氏中英文功底精深, 香格里拉, 无论依中文念, 还是依英文念, 皆琅琅上口, 听一遍即能记往。
郭鹤年虽是亚洲糖王, 虽然来港多年, 港人对他十分陌生, 香格里拉在港落成,则使郭鹤年名声大噪。 开 业次年,《行政人员旅游杂志》评比出世界最佳酒店排 行榜, 第一为怡和集团的文华东方, 第二为嘉道理集团的香港大酒店, 第三便是香格里拉。
郭鹤年任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主席,经过20多年发展,该集团在新加坡、香港、 马来西亚、 泰国、斐济, 汉城、菲律宾、 印尼及中国内地 ( 注: 分别在深圳、北京、天津、福州等城市)等地兴建和参加管理的酒店达30余家,形成庞大的 "香格里拉五星级系” 酒店王国。
郭鹤年亦是香港的地产巨子, 郭氏兄弟公司与林绍良家族的第一太平、黄廷方家族的信和等集团, 联手发展永安广场、南洋中心、幸福中心等大型物业;1983年,郭氏中标夺得屯门一幅441 万平方英尺的土地, 用 作兴建游艇会与豪华住宅;1984年,他投资4亿港元兴建深水湾游艇俱乐部;1988年, 郭氏斥资 13.7 亿港元, 向澳资奔达国际购入半山区兰心阁、世纪大厦、梅苑等物业;1989年,以3.7忆港元投得九龙湾宏冠道地皮。
郭鹤年在香港商界叱咤风云, 本人却保持低调。 郭氏自 1978年定居香港,14年间,从未有过哪位香港记者采访到郭鹤年。 郭氏是住大马, 还是香港, 他留港期间, 是下塌自己的酒店,还是山顶等豪华小区的某幢花园私邪?
众说纷坛, 莫衷一是。
香港有不少伸秘豪宅, 铁栅门前除了门牌号, 无任何标记, 主人进出,均坐在拉有布帘的豪华轿车里。 主人非富即贵。 要么是如雷贯耳的著名人物, 要么是名不见经传却极有财势者。 郭鹤年名声赫赫, 却从不现真颜。
不仅是在香港, 在他的老根据地垦马亦是如此。 1986年, 马华公会前会长陈群川因涉新泛电事件在新加坡受审, 这是当时星马地区很轰动的案件。开审那夭, 郭鹤年也去旁听, 在场的新马两国记者, 无一人认出郭鹤年。其中,一位记者坐在郭鹤年身旁,两人还闲聊一阵, 记者问郭氏: "请问您是干哪一行的?” 郭氏答道: “卖米的。" 于是, 此记者与郭谈了一些米市行情的话。 休庭时, 郭氏客气地打声招呼, 便走了。
不久, 法庭传出郭鹤年出2000万新市保释陈群川的消息。 该记者赶回报馆发稿, 查到郭氏的照片, 大 吃一惊:原来那位“卖米的” 就是大马首富郭鹤年!
该记者大叹“走宝”一一此事被传为花边新闻。 由此可见。 郭鹤年曝光率之低。
“东方犹太”
无独有偶, 八九十年代, 香港走资蔚然成风, 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商走资亦渐形高潮。 郭鹤年、 林绍良等一大批华商巨富的海外投资, 引起所在国及全世界的关注。 有人把香港走资, 简单地归结为"恐共症”。 那么东盟各国华商走资为的是哪般? 他们海外投资, 为 何把香港作为重要基地?
究其原因, 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一家公司达到相当的规模,必然要走多元化、 跨国化的道路。 这是经济规律所然,人们可从欧美日的跨国集团的形成发展,得到证实。
其次, 华商在所在国, 井没有大多的安全感, 他们的“自卫武器”, 只能是“不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的投资法则。
西方有不少经济学家, 把居留海外的华商与犹太商人相比较, 善意地称他们是“东方犹太人” 。 东南亚的个别土著社团, 则诅咒华人华商是东方犹太。犹太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而又多灾多难的所在国少数民族。 犹太人善于经商,富裕程度高于当地居民, 从中世纪以来, 犹太人一直是当地居民仇视攻击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反犹排犹情绪并非只存在于德国, 整个欧洲亦如此, 只是德国纳粹采取惨无人道的暴力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 犹太人才受到各国的同情。
从本世纪中起, 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情况大致与犹太人相仿。 除新加坡外,华人在当地属少数民族, 却是最富有的民族。 在印尼, 华人仅占总人口的 3%至4%, 却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命脉, 华人拥有70%的私人本上资本,印尼的200 家大公司中, 华人占 160 家; 泰国的华人,占总人口的10%,却控制了四家最大的私营银行, 华人亿元 (美元)富豪列入排行榜的有47位, 最后一位富豪力2 亿美元; 在大马, 历年来, 本上前三位富豪均为华人, 郭鹤年家族迄立20多年不倒。
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指出:
“无论是在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或越南等地, 跨越疆界的投资者皆是华裔, 而不是日本人。 然而这些成果并没有使华人受到欢迎, 充满企业经营理念的少数民族, 皆是各地煽动者在任何时候信手拈来的攻击目标一"1965年,印尼共产党政变流产之后,数以万计的华裔被杀;1975年,越战结束后, 共产党占领南越,而使数十万华裔被放逐或逃离南越。 1969年,吉隆坡发生排华暴动,因此在7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政府便将带有种族歧视的“配额制' 法制化,来保障大多数马来西亚人。
"这类 行动到今天仍蔓延着, 例如印尼禁止设立华文学校, 公共场所禁用华文( 注: 目前印尼部分地区已解除此禁令), 并要求华裔改用印尼姓氏;1994年4月,印尼最大城市棉兰, 又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排华暴动。”
因此, 东南亚华商的走资潮, 既是经济规律所致, 又含有政治因素一一即使一些华商巨头跟政府首脑关系密切,但政治千变万 化, 他们不能不为后代着想。
既然要 海外投资, 就要选择最佳投资地。 下面探讨东亚侨资把香港作为主要投资地的第三个因素。
世界经贸组织,对1972-1982年世界主要经济区的 “资本市场回偿率”统计显示: 资本回偿率最高为香港,19.3%;其次是新加坡, 为 18.3%;以下的排列顺序分别为日本17.7%,瑞士9.4%,加拿大9.0%,联邦德国8.0%,英国7.5%,法国6.6%,美国6.3%,澳大利亚4.0%.
香港、 新加坡的资本利润率最高。据美国《国际商业周刊》报道,1986年,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地区)利润最高的10大公司, 香港占了6家, 并且囊括 1-5 名。 香港资本利润最高的主要原因, 是税率较 低、 转口贸易位置优越、 外汇进出自由、 经营管理自由、 基础设施好, 等等。
显然, 香港、 新加坡是流动华资的最大受益者.
投资香港, 能像新加坡那么安全吗?
新加坡是以华裔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 政权一直在华人手中。 香港的安全, 历来与中国政府联系在一起。 事实证明, 40 多年来, 香港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大赢家.
东南亚的一些华文报章认为,这些华商, 在明确九七香港回归中国后, 仍敢大笔投资香港, 是他们认为九七后的香港, 仍可保持安定繁荣。 内地大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会保证九七后的香港仍保留资本主义制度。 因此, 这些华商, 不但敢投资香港, 而且以香港为基地, 大举进军内地, 不 少还是长线投资
现在, 东南亚的许多华商把自己摆在极微妙且敏感的位置上:似走非走,进退兼利。 尽管某些地区土著居民多不满华人占有太多的财富,但政府深知华资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 尽可能做到两全。
言归正 传, 郭鹤年家族, 数十年来一直小心翼翼与国家和地方政府建立友好关系, 并且大笔赞助慈善事业, 以博取当地居民的好感。 大马的排华事件时有发生,郭家安然无恙。
马华公会(全称为马来西亚华人工会)是大马华人最大的政经社团。马华公会在每届大马内阁,要派出4人担任部长级职务, 地位显赫。 马华公会还是一个商业集团,它所控制的综合商社(Multipurpose)从事庞大的商业活动。缺乏安全感的大马华人, 团结在马华公会周围。 而不少马来人社团, 却视马华公会为仇敌。 马华公会的经济实力, 靠大马华商支持, 大马首富郭鹤年与马华公会主席陈群川私交甚密。
陈群川是大马著名的华人政治家,30岁竞选担任国会议员,40多岁被华人推举为马华公会主席。陈群川为消除种族歧视以及马华居民间的对立而不懈努力。 陈群川是公认的华人领袖。
整 个“陈群川事件” ,迄今仍是个谜。
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法制严明、肃贪严厉而著称。 据说, 新政府收到来自吉隆坡的举报, 证监机构进行调查,1985年 11 月 19 日, 宣布 “泛电” 停牌。 泛电集团股东多为星马华商, 陈群川是泛电主持人之一。 新加坡及吉隆坡股市为此停止交易 3 日。 涉嫌 "背信与欺诈” 的陈群川被新警方拘捕, 法庭准以4000万新元保释外出候审。
大马华商在第一时间就筹齐这笔巨款。 据说一半来自郭鹤年。 郭氏一贯不与记者交往, 故又难以证实。
1986年,陈群川被控15项背信和欺诈的罪名成立, 被新加坡法院判有期徒刑2年.
陈群川是因 “经济犯罪” 而罪有应得? 还是大马排华情绪的牺牲品? 持这两种观点的人, 谁都不知幕后发生了什么事, 故没有公认的结论。
陈群川事件, 在大马引起连锁反应。
马华公会中的“持不同政见” 的华人中坚分子, 或被捕, 或退出马华公会的关连公司董事会。 马华公会领导层,换上一批年迈而不问政治的华人, 该组织的华裔凝聚力大大削弱。
1986年中,大马全国大选,国家阵线组织获胜。 大选后, 马华公会派出4位成员进入内阁的惯例打破,减至3人。 马华公会的政治地位动摇了。
陈群川事件, 更导致马华公会陷入财政危机。 1986年6月,马华公会的商业旗舰综合商社宣布财政年度亏损1.92 亿马币。 稍后, 马华公会的一家关连公司破产清盘。
在香港, 与新马财团有业务来往的嘉华银行濒于破产, 嘉 行 作为问题 银 行被中信收购。
1986年8月8日,大马财政部长宣布,将23家持牌存款的准银行机构的存款冻结。 大马政府命令这些机构的72名董事要向中央银行呈报私人财富, 其中一部分董事要将旅行证件交予移民局, 暂时禁止出境。
年底,大马政府宣布Serbaguna等准银行机构清盘。 Serbaguna 是综合商社Multipurpose 的控股公司 ( 两公司互控), 持有综合商社41%股权。 政府清盘官要将 Serbaguna 所持的综合商社股权出售。 出售权不在 Serbaguna 手中,而由清盘官决定。
这样, 马华公会的商业旗舰综合商社, 就极有可能落到马来人手中。 丧失直接经济支持的马华公会, 犹如大雁折翼。1987年2月13日,综合商社6名董事全部被迫辞职。
在这种情况下, 与政府关系良好的郭鹤年等4名著名华商, 宣布接管综合商社。 郭氏为综合商社主席, 从而保住了在Serbaguna集团的41%股权未落到马来人手中。
郭鹤年一贯深居简出, 不问政治,她的出山, 使许多人感到意外。 同时,又使人看到他骨子里的“炎黄情绪"有人认为, 郭氏不会在处于政治敏感区的 ( 综合 ) 商社呆太久。 果然, 等整个事件平息下来, 郭氏以年迈为由卸去主席职位。
有传媒认为, 陈群川事件是大马排华情 绪的产物。 华人只能做安分守己的富商, 休想在政治上抬头。 陈群川事件使大马华人政治势力削弱殆尽。 这是文明社会最符 法律程序, 而又最有效的抑制华裔手段, 比极端分子纵火烧华裔商店、 砸破华裔汽车玻璃更厉害得多。 陈群川事件的处理, 为其他有排华情绪的国家与地区, 提供了样板。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生活在存在排华情绪国家的华人, 尽管富可敌国,也不会有太多的安全感。 因此, 他 们为减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 必然会 将资产分散。 不过, 他们不致于大淡出, 他们熟悉并适应这里的商业环境, 和当地大部分居民和睦相处, 政府为维护国家的繁荣及发展, 也会在法律上保障华裔的经济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