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政府的尝试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国民革命的潮流日渐兴起, 并逐渐影响到工商界中的激进分子。1923年发生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二七大罢工之后,出现了工商界和平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相汇合的迹象。 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人物曾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将来全国人民至忍无可忍之时, 为铤而走险之举, 如五四运动, 全国同心, 众矢一的, 共讨军阀, 势所必然.
果然,到1923年6月13日,直系军阀曹 锟发动政变,将总统黎元洪 驱逐出京, 并公然贿选总统, 终于把工商界逼上了“忍无可忍" 的境地。 政变当日,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开会集议,发表《对政潮重要宣言》, 痛斥曹锟一伙为“亡国妖孽”, 并向全国提出国民自决办法三条: 由全国各界发起召集国民会 议, 公推德望素孚者组织一国务委员会, 处理国政; 通告中外, 誓不承认曹锟当总统, 如有甘心从逆,助桀为虐, 承认曹锟者, 决与国人共弃之; 在政局未定以前, 所有国民应纳捐税,以及税务司、 盐务署应拨还之盐余、 关余税款, 通告中外一律暂停缴解北方当局, 俟国民组织之财政监督委员会成立时再行移交。 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也于16日召开会议,并致函上海总商会,大声疾呼: 当此乱世, 舍国民自决外,更无救亡良策。 希望总商会立即发起召开国民公共团体联席会议, 表达真正民意。 同日, 25个省区的旅沪同乡会,在广肇公所举行联席会议, 确定以 “民治运动” 为应 付时局之目标, 并要求上海总商会出面领导各团体一致进行。6 月 17 日, 上海总商会在各商界团体的促动下,改变原持的谨慎态度,召开临 时会董会议, 讨论对付时局办法, 开始担负起这场民治运动的领导角色。 第二天, 总商会即发布召开临 时会员大会通告, 并斥责曹锟政府首造乱源, 指责国会廉耻丧尽, 奔走权门, 逢恶助虐, 急切 呼 吁全体会员 讨论大局,共谋彻底解救危局之法。
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临时大会,出席大会的会员达360余人。会上群情激愤, 不少会董慷慨陈词, 有的说: 国家现 状纷乱, 我商人在国民中占重要位置, 尤为各方所注目, 自非商议应付方法不可。 有的说: 总商会为各界所信赖, 以现在中国无一可赖之机关,故弥觉可贵, 商会有责任, 也有能力挽救危局。 会议最后通过四项决 议: 0否认摄政内阁和曹锟的候选总统资格, 并通电宣布, 北京政府所有对内对外一切行为, 国民概不承认其有代表国家资格; 2通电全国各省军民长官维持地方秩序, 大局问题听候人民解决; 3宣布国会议员不能代表民意,所有ー切行动概属无效; 4关于此外种种建设问题,组织一民 治委员会, 继续讨论进行方法。 民治委员会, 拟由总商会的35名现任会董和从会员中另选35名代表组成。
上海县商会也在25日举行了临时会员大会,对时局问题作出5项决议,除前3项与总商会持同样态度外,还决定: 通电全国商会、 教育会、 农会、 省议会、 律师公会, 工会,主张国民制宪; 反 对高徐顺 济等铁路续 订借款合同。
按照商界人士的设计,民治委员会的性质是一种以商人为主体的民主政府。 民治委员会成立时, 所规定的5 项主要任务是: 在中央政府中断期间, 由民治委员会代表国家 行使外交权カ; 管理国家财政; 解决国内一切政治纠纷;监督各省行政; 依 法组织国会。 显然,商人们企图自组商人政府,取代军阀政府, 达到了商人参政的最高程度。
7月4日,民治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召开, 会场庄严肃穆, 与会者情绪高昂。会议主席、 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首先致词, 指出: 民国建立10年以来,实际宰割国脉、操纵政局者, 不是官僚就是军阀, 真可谓官治、 兵治而已。 本会以达到民治为目标, 以发起运动为先导, 以上海商界开其先, 希望各省区各界人士继其后, 结合全国人民为一大团体, 挽已倒之狂澜。 有的会员也发言表示: 希望民治委员会以救国为宗旨, 不要藉此机会谋取做官; 团结一切赞助民治之人, 反对一切反对民治之人.
民治委员会的成立,博得了工商界和社会民主革命人士的拥护和赞扬。 在民治委员会成立的这一天, 上海各商店和各商业团体, 纷纷悬旗结彩, 以示庆祝。 有的商业团体还登报表示祝贺, 并希望通过民治委员会迅速组织合法政府, 建设平民政权。 《民国日 报》 发表“专评”, 评价上海总商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决定成立民治委员会的行动,“是对军阀官僚宣战, 是做民治运动的前驱, 是抱牺牲精神的,是抱革命精神的" 。
正致力于人民民主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毛 泽东为此发表 《 北京政变与商人》 的文章, 赞扬民治委员会之举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 是 “商人们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表示”; "我 们从这次上海商人对于政变的态度来看, 知道他们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 丢掉和平主义, 采取革命方法, 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 进步得非常之快”; 并指出:“因为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 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 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 号召商人 们团结起来, “团 结越广, 声势越壮, 领导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 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希望商人与工农学各界相联合,将反对军阀列强的斗争进行到底。
当时的中共中央还在第二次对于时局主 张中提出, 如果国民党不能承担政治建设的责任,那么“民治委员会即应起来肩此巨任,号召国民会议,以图开展此救国救民的新局面”。但是, 民 治委员会成立之后, 既没有按照原先设计的民主政府的模式去做, 也没有把社会各界和中国共产党的期望放在心上, 而成了少数人把持的“商人政府", 甚至成为上海总商会的下属机构。 其成员完全由总商会的会董和会员组成, 把其他各界乃至其他商人的组织都排除在外, 不要说是人民民主政府,就连商人政府都是名不符实的,因此引起了工商界和其他各界的不满,失去了社会基础和号召力。 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登报声明: 民治委员会与本会风马牛不相及。 有的在报上发表文章, 讽民治委员会只会关起大门说大话; 有的指责其为“绅治”、 “商阀” 。
外界的批评也影响到民治委员会内部的涣散,加之委员之间的个人意气之争, 使之从一成立就不能同 心同德地展开工 作。 在它成立当天举 行的全体委员会议上, 到会委员仅有29人, 不到委员总数的一半, 并有9名委员当场提出辞职。 数日后举行第一次常会时, 到会者更少至18人, 而且又有数人提出辞职, 无法议事, 只好改为谈话会。 到举行第三次委员会议时, 仍只有24名委员到会, 还是无法议事。 接连三次会议, 除了挽留辞职者, 讨论一些组织名称、 宗旨和章程之类的问题之外, 其余都是一些空泛的议论, 没有作出任何实质 性的干预政治的方案和举动。 到 7 月16 日召开常委选举会时, 便只好将民治委员会的任务改为以理财为进行之范围。 即使如此, 仍因得不到各地商会的呼应而无所成就, 只是公布了一份 《中央财政报告书》和汇编了一册议案意见书,以告结束。
民治委员会的失败, 既非出于军阀政府的压迫, 亦非因于外国势力的干涉, 而是完全出于商人自身的原因。 由于政治知识和经验的缺乏, 不知如 何组织政治机构, 如何协调权力关系,使工作不能开展, 内部矛盾重重; 由于不知道社会政治基础的重要性, 不能与各 种社会政治力量, 乃至本系统的其他组织结成统一战线; 由于缺乏政治操作技能, 不能适 时而有效地协调内外关系和利用有利的内外条件; 由于经费不足,使已有成议的事情也难以实施。 最终,这个曾一度使人心振奋的民治委员会就这样自我解体了。
商会从谋求自身的利益出发,从清末起参与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活动, 展现了他们参政意识和行为方式的前进过程, 显示了他们的力量, 也对各次重大政治事件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 响。 但是受其 "在商言商” 政治性格的限制, 使他们的参政意识不能超越实用主义的樊篱, 参政行为软弱乏力, 不能在改善商政之外发挥更多的实际作用。 民治委员会运动失败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商人们再也不能扮演国民参政运动的领导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