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传统
在商会产生之前, 中国商人的社会组织长期是以行业和商帮为范围成立的行会。中国商人的行业性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 隋代时, 丰都市中有120个"行”的组织。 到唐代时, 大都市中" 行”的数量大大超过隋代。 隋唐实行坊市制, 即坊(住宅区)与市(贸易区)相分离, 工商业者只能在市内设店摆摊, 且同一行业的店铺摊点集中在一条街上, 因此行业的组织处于自然存在状态, 还比较松散, 主要是为了便于官府的管理。
到宋代,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 坊市制度被冲破,同一行业不都聚在一起,行的数量也开始增多。 商人的行业组织, 除了"行”之外, 还有称"团”的, 如花团、 青果团, 鳌团等, 亦有团、 行连称的。手工业者的组织则称为"作”, 如油作、 木作、 裁缝作、 碾玉作、 篦刀作等。 到明代,“团”的称谓消失, 普遍称为"行”或"铺 行”, 手工业的"作”也通称为“行" 团、行不是工商业者自发的组织, 而是官府因科索和征购财物的需要而设置的, 因而也就没有会籍的限制,尽量把所有同业者都纳入到组织中去,而且入行带有强制性, 政府一声令下,无论大小店铺均得入行, 否则不能入市营业, 若私自营业则属 犯罪 行为, 并鼓励告发。
每 行设有行头, 负责与政府评议征购价格 和分派行户当值, 以应付官差, 因而亦有与政府周旋, 维护本 行利益的作用。 团、行对本地市场有垄断性, 外来客商贩货必须由团、行议价收购, 但对本行内部不限制竞争。 明代“铺行”的组织性质和作用类同于团、行。 因此, 明代 以前的商人 行业组织还不是典型的行会组织。
大约在明代中叶出现了称为商帮的商人组织, 它由来自同一地方的商人组成, 是商人的松散的地缘性组织。 小的商帮无以计数, 大的有所谓十大商帮之说, 他们是: 徽帮、 晋帮、 陕帮,江右帮、 龙游帮、 宁波帮、 洞庭帮、临清帮、 闽帮、 粤帮等 。 这些商帮有的涵盖了ー个省的商人, 那些冠以省名的商帮一般均属此类; 有的涵盖了一个州府的商人, 此类商帮一般都冠以州府名称,如龙游帮包括了浙江省衢州府属的龙游,常山,西安,开化,江山等5个县的商人, 宁波帮中包含着宁波府属的鄞县、 慈溪, 镇海、 定海, 奉化, 象山宁海等7个县的商人; 有的涵盖了几个乡的商人, 如洞庭帮是指无锡太湖边上洞庭山的东山乡和西山乡的商人。 这些商帮有时亦与别帮合称ー帮, 如晋帮和陕帮亦合称为山陕帮, 宁波帮往往与绍兴帮合称为宁绍帮; 其内部往往还包含着数量不等的小商帮, 它 们一般按业别和地别而分, 如晋帮内有经营盐业的运城帮, 经营一般商业的平阳帮,泽州帮、 潞安帮, 经营票号业的平遥帮、 太谷帮和祁县帮等。 实质上商帮只是一种商人的籍贯性群体, 每一个商帮的经商活动不限于本地或其他某一地区, 而是分布于全国的许多商业城镇。 与此相应, 商帮没有全体性的正式组织,只有在同一城镇经商的同帮商人才有正式的组织, 它们的组织形式最主要的是会馆和公所.
随着商帮势力的发展和扩散, 商人会馆从明代早中期起开 始出现, 盛 行于清代前期。 会馆最早出现于北京, 其时间大约在15世纪中叶的明代永乐年间。 设立会馆的最初用意, 是供赴京赶考的同乡士子和其他旅京同乡人士寄居之用, 由旅居京城的同乡官绅集资建立。 其他都市的早期会馆也情况相似。后来随着商人以乡土关系结帮外出经商的增加, 并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市场, 他们便借用会馆的形式, 在通商大埠营建房舍, 作为来往住宿、 贮货, 交易以及酬神、 议事、 宴乐的场所。 于是商人会馆便成了某地某一商帮的根据地, 同帮商人较多, 财力较大的商帮,一般一帮建一会馆, 同帮商人较少, 财力较小的商帮, 往往由相邻的两个或几个商帮合建一个会馆。 因此会馆有同乡会馆和商人会馆之分。 同乡会馆一般与商帮无关, 以京城为最多; 商人会馆是商帮组织机构的所在地,以通商大埠为最多,如北京仅占8%,而苏州,上海、汉口,佛山杭州等商业城镇都占90%左右。
继会馆之后出现的工商业者的行帮性组织是公所。 工商业公所的出现大约始于18世纪的清乾隆年间,此后逐渐盛行。 到鸦片战争之前, 公所组织已相当普及, 在通商大都市中公所已超过会馆, 如上海有公所12家, 苏州更多达21 家, 北京亦有两三家, 商人公所的成员构成和服务功能与商人会 馆基本相同,其称谓的区别只是工商业者在建立行帮组织机构时对名称的不同选择而已。不过, 地缘性的同乡工商业者的组织较多采用会馆命名,业缘性的同业工商业者的组织 较多以公所为名。同乡工商业者的组织也有以公所命名的, 它们往往不是同一行业的组织, 而是商帮 组织, 即是一种包含来自同一地方的各种工商业者全体的组织, 因此具有较强的同乡组织性质。 同业工商业者的组织也有用会馆命名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地的全体同业工商业者的组织,不以籍贯为限; 另一种是同乡同业工商业者的组织, 因而既具有同业性, 又具有同乡性。
鸦片战争之后, 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和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以会馆, 公所为主要形式的行会组织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 据笔者统计, 在1911年之前,上海、苏州,汉口,北京4个城市中有确切设立年代的行会,大约有305个, 其中设立于 1840 年之前的 98个, 约占总数的 32%;设立于1840~1911年间的207个, 约占总数的 68% 而且行会的结构和功能也逐渐资本主义化。 在种类结构上进一步专业化,同乡性行会逐渐减少,同乡同业性和完全同业性行会明显增加,如在上海,专业性行会的比重从1840年之前的70%提高到97%;在汉口,从50%激增至94%。 在成员结构上, 则显示出成员构成的资产阶级化, 许多 行会组织的领导者和成员不仅已成为拥资巨万的现代商业资本家, 而且开 始创办和投资于新式工商企业, 集商业资本家与工业资本家于一身, 从而使行会的成员构成由旧式工商业者的单一结构,向新旧工商业者 混合的二元结构转化。 在组织性质上趋向开放化, 对同业店号的增设、扩展和入会的限制已不像以前那样严格, 新生的同业者只要承认会规、 缴纳入会费, 或请吃几桌饭便可入会, 并开始实 行了自愿入会的原则。 在功能作用上,旧有功能发生变化,向着资本主义化的方向发展, 不仅对所属行号的生产经营范围和雇员数量的限制逐渐放松或失去控制能力, 甚至不加任何限制, 而且向着提倡实业、 开通商情、 改良产品的方向转变。
尽管行会组织在鸦片战争后进一步普及, 并向着资本主义性组织转化, 但是受其一行一业性的组织范围和管理职能限制, 它仍然是一种狭 小而封闭的传统组织。 只有到商会产生之后, 中国的商人组织才跨出了这种传统组织的门槛, 进入全新的现代组织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