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索罗斯的人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理念架构，它既帮助了索罗斯经营对冲基金去赚钱，又使他以慈善家的身份去花钱。但是这个理念架构的本身不是关于钱，而是有关一个哲学家们早已深入研究过的主题，即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性。
传统的科学方法论十分强调科学研究与确定性的关系，确定性完全成了判断科学和真理标准的特征。在哲学意义上，这一思想则表现为：只有能够判断为真或假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而不真或不假（不确定）的陈述是没有意义的。索罗斯依据其“可错性”和反射性思想，完全反对这一观点。
索罗斯的哲学理念的形成也深受他个人经历的影响。索罗斯是犹太人，生长在被德国占领的匈牙利，随时面对被驱逐和杀害的可能。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索罗斯的父亲立刻意识是到了非常时期，通常的规则不再适用。他为自己家人和其他一些人搞了虚假的身份证，有钱的付了钱，没钱的他免费帮忙。他们大多数都幸存下来。这是索罗斯的父亲一生中最自豪的事。以虚假身份生活的经历，对索罗斯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他们随时有生命危险，周围的人不断消失，他们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险。
后来，在父亲的帮助下索罗斯离开了匈牙利，17岁时到了伦敦去上学，学业结束后他找了几个工作都不对路，最后终于在纽约做起了套汇交易。
人生经历的不确定性使索罗斯对“不确定性”有自己的感悟。索罗斯指出，不确定性现象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新现象，本来就根植于常理之中。而“人类事务的有些方面仍未有正确的解释，但原因不是因为反射观念才刚刚被发现，而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竟刻意把这一概念隐瞒起来”。针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意义，他还明确指出，“真实价值不确定的陈述不但不是没有意义，而且还比真实价值可以确定的陈述重要。后者构成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真面目。但前者表达了我们与生俱来的不完美的理解，却可以帮助我们形塑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当然，不确定性观念的深刻意义，在于引起人们对真理的重新评估，而不是对真理的否定。
索罗斯还认为，传统的真理体系只是强调陈述的真或假两类范畴，但对于一个包含了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参与的世界来说，这个体系是不够的。必须承认另一类真理范畴，这就是真实价值要视其影响而定的不确定性陈述或反射陈述。他称之为第三类真理，并认为反射现象构成真理概念的重要意义是：事实未必构成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
传统看法认为，陈述是否与事实相符是判断真假的依据。但如果了解反射意义上的真理观，则可认识到陈述是否与事实相符，可以有两种方式达到：既可以是提出真确的陈述（相对的）；但也可以通过陈述去影响事实（绝对的）。换言之，是否与事实相符并不能保证陈述的绝对真实，对于社会现象来说更是如此。例如，所有有关价值的陈述性质都是反射的。他强调指出，长久以来，人们已习惯于用思考自然现象的方法来思考社会现象，但如果承认反射或不确定现象的真理性，则应修正我们思考人类和社会事务的方式。
索罗斯对“不确定性”这一哲学命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开始的。索罗斯提前一年完成了结业考试，所以在拿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自由时间。他可以自己选导师，于是选了在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卡尔·波普。波普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索罗斯影响甚深。
波普在书中论述，经验性的认知不可能是绝对确定的。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完全没有一丝疑义地被证实：只能通过检验来证伪。即一个失败了的检验就足以证伪，而再多的确认性的例证也不能够完全证实。科学原理的特征是假定性，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
索罗斯在读波普的著作时也在研究经济学理论。波普强调人的认知的不完美，而经济学中完美竞争理论假定完美的认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触动了索罗斯，使他开始对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有所质疑。
人的思想是最容易变化的，因此，凡是有人参与的一切事件都具有一种因为人的易变性而不确定。索罗斯看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把这个作为一种类似公理性的东西，加入到自己的理论中。他有一个比较，认为这有点类似量子力学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测不准原理不改变观察研究的对象，但是人类的不确定性原理却改变事件的进程。
索罗斯认为人类对市场的理解是不完备的，即使人类的认知是完备和理性的，市场也一样是不确定的；当代混沌理论认为，简单的确定性系统（一大群理性的人）可以产生看起来是随机的过程（变幻莫测的投机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