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时代的美国财政部长萨莫斯说过：“一个以日本为顶峰的亚洲经济区造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恐惧，他们认为日本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了苏联。”
东亚国家的经济在二战以后的迅速崛起，给伦敦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敲响了警钟。日本作为亚洲最先起飞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工业产品出口竞争力、还是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都迅速达到让国际银行家惊恐的程度。一切可能阻挠和破坏由他们主导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统一货币的任何潜在竞争对手，都必须严加防范。
二战后的日本以模仿西方产品设计起家，20世纪60年代日本就已经开始在汽车工业中大规模使用工业机器人，将人工失误率降到几乎为零。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美国生产的8缸耗油轿车很快就被日本物美价廉的省油车打得落花流水，使得美国在低技术含量的汽车工业中，逐渐丧失了抵抗日本车进攻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电子工业突飞猛进，索尼、日立、东芝等一大批电子企业的快速发展，很快就掌握了除中央处理器之外的几乎所有集成电路和计算机芯片的制造技术，在工业机器人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之下，重创了美国电子和计算机硬件行业。这引起了美国的极大恐慌，美国的产业工人开始担心日本的机器人会最终会抢走自己的饭碗。
当整个日本沉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说不”的快感高潮之时，国际银行家们早就为日本金融准备了一场绞杀战。
1985年9月，美英日德法5国财长在纽约广场宾馆签署了“广场协议”，让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有控制”地贬值，日本银行在美国财长贝克的高压之下，被迫同意升值。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个月之内，日元对美元就由250日元比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
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又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压力，让日本银行下调利率，通过这种方法，使得美国股市看起来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东京市场的资金流向美国。在贝克的威胁下，中曾根屈服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仅有2.5%，日本银行系统开始出现流动性泛滥，大量廉价资本涌向股市和房地产，东京的股票年成长率高达40%，房地产甚至超过90%，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开始成型。
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货币兑换发生剧烈变化，1988年，世界前10名规模最大的银行被日本包揽。此时，东京股票市场已经在3年之内涨了300%，房地产更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东京一个地区的房地产总盘子以美元计算，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日本的金融系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1982年，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研制”成功了股票指数期货。它本是用来抢夺纽约证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当人们在芝加哥买卖对纽约股票指数信心时，不必再向纽约股票交易商支付佣金。股票指数无非就是一组上市公司的清单，经过加权计算得出的数据，而股票指数期货就是赌这个清单上的公司的未来股票价格走势，买卖双方都不拥有，也不打算拥有这些股票本身。正是动用了这一金融武器，才对日本金融系统进行致命的一击。
在东京的股票市场上，保险公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者。当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资银行深入日本时，“股指认沽期权”当时在日本闻所未闻，而他们手握大量现金四处寻找这样潜在的目标。至今已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这样的金融衍生合同在股市暴跌之前成交，这就像是一种无人察觉的“金融病毒”。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点，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开始发威。
1990年1月12日，美国交易所拿出了“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杀手锏，高盛公司从日本保险业手中买到的股指期权被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王国将其卖给权证的购买者，并承诺在日经指数走低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拥有者。
高盛公司借用丹麦王国的信誉，对高盛手中的日经指数期权销售起着超级加强的作用，使得该权证在美国立刻热卖，大量美国投资银行纷纷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劲了，“日经指数认沽权证”上市热销不到一个月就全面土崩瓦解了。从1990年算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产连续14年下跌。
威廉·恩格在评价日本在金融的溃败时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从前的敌人——日本更加忠实和积极地支持里根时代的财政赤字和巨额花销的政策了。甚至连德国都不曾那样对华盛顿的要求无条件满足过。而在日本人看来，东京忠诚和慷慨地购买美国国债、房地产和其他资产，最终换来的报偿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金融灾难。”
1990年至200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75%，大大低于同期美国经济增长水平。据日本政府预测，2001年度日本名义和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2.4%和-0.9%，2002年度分别为-1%和零增长，经济形势空前严峻。
与日本企业相似，我国国有企业也存在着管理制度不适应时代要求、缺乏活力的问题。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微观经济的活力。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做到既能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又能防止陷入债务过度扩张的陷阱。
要正确把握宏观经济走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取向和力度。注意防止把财政资金投入从启动投资需求的带头者、引导者地位拖至主力军地位。加快研究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将扩大内需同调整经济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要加快金融改革，注重发挥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调控手段的作用。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坚决转变政府管理观念，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防止对市场行为的扭曲。要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减少政府对企业活动的直接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