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经济学教员丹尼斯·戈森没有评上教授而自杀了,接着在评委会上投他反对票的数学教授莫里森·贝尔和文学教授福斯特·贝瑞特也被害了。
人们把怀疑的目光集中在戈森的未婚妻梅丽莎·香农身上,而在被害人现场还找到了香农的一只手套。
但经济学教授亨利·斯皮尔曼不相信香农杀人,在哈佛的几位教授乘坐“伊丽莎白女王”二号前往欧洲途中,真正的杀人凶犯、 评委会主任、人类学教授丹顿·克莱格跳海自杀,并留下了遗书一一这三个人都是他杀的。这就是三位经济学教授化名马歇尔·杰文斯所写的破案小说《致命的均衡》。
与此同时,我正读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和《数字城堡》。 与布朗的破案小说相比,经济学家的书实在太小儿科了,无论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塑造还是艺术手法都只能算是小说的初级阶段。 而且,作者写小说的目的也不是“为文学而文学”,而是借破案小说这种有吸引力的文学形式来讲经济学。
在这一点上,无论里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还是布朗的书,都无法同这本书相比。 如果你想学经济学,这本书还是会让你入迷的,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被美国百余所大学经济系指定为课外必读参考书。
本书的主人公是经济学家亨利·斯皮尔曼(原型是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他对案情的分析根据了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原理-边际效用理论。 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人们从消费劳务与物品中得到的满足程度。其大小取决于主观感觉,即个人对物品与劳务的评价。
理性人行为的目标是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因此,人的行为要考虑成本与收益。 德国经济学家戈森提出了边际效用的两个定律,称为戈森定律(附带说一下,戈森生性古怪,终生不得志,书中的第一个被害者-未评上教授者一一用的正是戈森的名字)。戈森第一定律是“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满足同一种享受,那么这同一种享受的量就会不断递减,直至最终达到饱和”。
这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戈森第二定律是,人要达到效用最大,必须满足“每一种享受的量在其满足被中断时,保持相等原则”。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 这两个定律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斯皮尔曼正是根据这两个定律来分析案情的。
斯皮尔曼根据人们行为的目的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而否定了香农作案的可能,因为仅仅是给未婚夫报仇并不能实现她的效用最大化-她不具备从经济学角度看的杀人动机。 戈森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从经济学原理出发分析出了丹顿·克莱格一本重要人类学著作中捏造数字的真相,并以此威胁作为评委会主席的克莱格同意他晋升教授。 他还把这一点告诉了另外两个受害人贝尔和贝瑞特。
克莱格担心自己学术作弊有损声誉,就不让戈森提升,并害了戈森,制造他自杀的假象,然后又杀了另两个知情人。 当然这些真相是克莱格在遗书中坦白的,并不是斯皮尔曼侦破的。 这减少了小说的曲折性,表明经济学家还不会写小说。
斯皮尔曼的作用是根据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假说,说明了戈森是如何发现克莱格造假的。 克莱格的著作是对后塔克鲁兹岛上的调查。 书中记载了这个岛上的货币是红色羽毛腰带,详细列举了各种物品的价格。其中山药是4~5条红色羽毛腰带,而最贵的独木舟是780~1100条。山药差价为25%,独木舟差价为 41%。但根据经济学理论这是不可能的。
山药便宜,人们对价格并不敏感,它给人带来的效用也不大,不值得花费时间去寻找最低价格,因此,山药的价格差应该大。相反,独木舟价格高,人们对价格就敏感,而且,它给人带来的效用大,值得花费时间去寻找最低价格。 人们寻找最低价格的结果使全岛上独木舟价格相当接近,价格差不可能这么大。
克莱格著作中列举的数字违背了经济学原理,当然是编造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 克莱格身居高位又是名教授,不想辛苦地进行认真调查,又希望著作一鸣惊人,就只有造假了。克莱格的效用最大化是维护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名声,一旦此事被揭露将身败名裂。
杀掉知情者符合他的效用最大化原则。 这种经济学推理是破案的关键。其实,《致命的均衡》名为破案小说,破案的内容占的篇幅并不大,更多的内容还是斯皮尔曼在生活中对经济学的介绍和运用。
这些内容读起来颇为有趣,而且有助于学习和理解经济学。例如,用机会成本解释不同的人对时间的重视程度-你可以与一个事不多的人聊天气,但千万别与律师聊天气,他们时间的机会成本太高了;斯皮尔曼父亲在店里待人和蔼可亲,在家里态度粗暴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压力(在家没有人竞争他的家长地位,在店里有人竞争他的客户);斯皮尔曼购餐刀不寻找低价,购汽车定要寻找,是因为买低价车节省的钱值得付出寻找的时间;等等。
斯皮尔曼处处讲经济学,用经济学,使我们可以从生活中学习经济学。 这些经济学道理基本是由两位经济学家-英国的马歇尔和杰文斯-一一建立的,所以三位经济学家作者用了马歇尔·杰文斯的笔名。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经济学,评委会各位不同行业的教授对戈森成果的评价和投票正反映了这一点。 心理学教授维勒莉·丹泽从专业角度认为人的动机是复杂的,不认为人的动机仅仅是效用最大化;社会学教授奥利弗·吴认为人并不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精确计算成本与收益;社会学教授卡尔文·韦伯不理解消费者剩余;环保主义者、数学教授英里森·贝尔反对污染权的交易;文学教授贝瑞特不认为人只追求个人利益等等。
作者通过斯皮尔曼对这些误解作了解释。这些误解许多人都有,所以,读这本小说可以加深对经济学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