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两个交易所初成立的时候，王健和禹国刚先斩后奏，顶着巨大的压力，深交所抢先在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早于上交所18天。对于禹国刚而言，这甚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
禹国刚喜欢做一个比喻，他说：“在中国，想生小孩是要有出生证的，如果拿这个做比喻，那就是上交所先拿到出生证。1990年，中央也同意批给深圳，只是深圳比上海晚拿了几天。但是要讲小孩谁先呱呱坠地，那是深交所。深交所是1990年12月1日开始试营业，上交所是1990年12月19日，深圳比上海早18天。要给深交所补这个户口，也只能从1990年12月1日算起，不能是其他的日子。”
此后，深圳证券市场的发展并不顺利，尤其是“8·10”风波后，一度陷入低潮。1994年以后，深圳股市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上海。沪强深弱的格局开始出现。不仅是两个市场的走势出现明显差距，从市场的活跃度、券商的规模和实力等方面，深圳也开始落后于上海。可以说，上海证券市场挟天时、地利与人和之威，使深圳股市相形见绌。有关比较两个市场、两个交易所的文章与评论屡见于传媒之中。
当时，王健已经因病淡出深交所。作为深交所总经理的夏斌和副总经理禹国刚，当然不满意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不仅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且与当时证监会重上海、轻深圳的指导思想有直接关系。
禹国刚更是直言不讳：“只要中国证监会严格执法，沪、深两个证券市场在较公平的条件下竞争，深圳证券市场便会走出自己有特色的路子，成为亚太地区一流的市场。”
1994年11月，深交所约请《股市动态分析》杂志记者高原专访总经理夏斌和副总经理禹国刚，标题就是《公平竞争、再振雄风》。
禹国刚在采访中说：“在目前市场情况和深圳自身条件下，深交所决心不变，将充分利用深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历史契机，向邻近交易所学习，坚持走规范化、高技术化、国际化的路线。中国证券市场的出路在于依法监管、规范化运作和按市场规律运作，进而走向国际市场。但首先还是要搞好国内市场，在此基础上才能逐渐实现国际化。”
两大交易所在激烈竞争的过程中，都想到利用传媒。上交所办了《上海证券报》、深交所办了《证券时报》，作为各自的宣传阵地。这两家报纸加上新华社的《中国证券报》、“联办”的《证券市场周刊》和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股市动态分析》，构成了当时中国证券市场最主要的媒体阵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被称为证券市场的“三报两刊”。从五家媒体的地域分布来看，《中国证券报》和《证券市场周刊》在北京，《上海证券报》在上海，《股市动态分析》和《证券时报》在深圳。
由于地处深圳的缘故，加之王师勤担任深交所理事，《股市动态分析》杂志也未能免俗，介入到沪深争雄的讨论中，而且不由自主地站在了深圳市场的一边。
在专访过夏斌和禹国刚后，《股市动态分析》杂志又连续三期以“本刊特稿”的形式发表《两大市场、公平竞争系列专题》文章。
第一篇文章名为《异地股在两大股市中的不同遭遇》，指出异地股在两个市场均有被歧视之嫌，但上海市场的歧视程度更甚于深圳；第二篇文章题为《竞争与统一：深沪两大股市关系的主旋律》，指出两大交易所应当本着精诚合作的原则，在重大决策与举措上取得协调一致；第三篇文章题为《证交所应该办报纸吗》，提出证交所办报纸容易导致内幕交易和信息垄断，《证券时报》与《上海证券报》应当分别与深交所和上交所脱钩。
日后的历史虽然实现了当年《股市动态分析》杂志的呼吁，《证券时报》归入人民日报社，《上海证券报》归入新华通讯社，但其市场影响力却逐渐上升。三大证券报毫无疑问地获得了信息披露资格，《证券市场周刊》凭借“联办”与证监会的渊源，自然也分得一杯羹，而《股市动态分析》杂志则最终没有得到信息披露资格。
尽管禹国刚豪情满怀，但草根出身的他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上。客观地讲，作为交易所的一线领导，仅仅靠亲力亲为是不够的。显然，做事果敢、充满激情的禹国刚缺少的是“政治智慧”。
类似的话，王健在多年后的一次非正式场合也讲过，他说：“我不是一个成功者，我只享受创业的过程，从来没有享受过创业的成果。总结几十年在深圳的经历，我只能说我的‘政治智商’是很差的……”
1995年，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武捷思在不同场合提出要搞活深圳证券市场，并准备推出一系列规范、发展和活跃证券市场的措施。引起武捷思触动的，是《股市动态分析》在6月11日以“本刊特稿”形式发表的《深圳，只有一个深交所！——强烈呼吁深圳市政府领导和证券主管部门正视深圳证券市场的问题》一文，这篇文章一改往日略显宽和的文风，全文言辞激烈、笔锋犀利。文章署名佳圳，毫无疑问是一个笔名，透出作者对深圳市场的期待。
文章指出，深圳证券市场地位的改变，已经离人们的期望越来越远，深圳证券市场的管理体系已经显露出相当多的弊端，却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坦率地讲，这篇文章的很多观点还有待商榷，但其引起了深圳市领导对深交所和深圳市场更多的担忧。毕竟，当时交易所的管辖权还在地方政府手中。
在问计深圳证券业以及证券研究界之时，《股市动态分析》杂志撰写并发表了《深圳证券市场的问题研究及解决思路》一文，提出了减免投资者费用、改革深圳登记制度和登记公司、扶持一两个全国性龙头券商、扶持上市公司、理顺管理体制加强领导班子、开设指数期货、设立证券市场和发展基金会等多项措施。这些措施，有些未能实现，有些在逐步实现。但深圳市政府不断加深的介入为1996年沪深争雄达到白热化状态埋下了伏笔。
1995年10月21日，深交所调整领导班子。庄心一出任总经理，张育军、黄铁军和戴文华任副总经理，而原总经理夏斌、副总经理禹国刚都没有继续留任。
深交所两位创始人之一、时年51岁的禹国刚终于退出了深交所管理的一线，与刘鸿儒、尉文渊等第一代证券市场开山元老一起走下了开山创业的舞台。
禹国刚离开深交所领导岗位后，历时4年写成一本52万字的《深市物语》。
从1988年参与翻译海外证券法规开始，到1990～1995年5年间任职深交所副总，禹国刚不仅亲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的全部过程，而且是第一线的实务推动者。在主持深交所工作的时间里，为了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禹国刚对深交所员工声明：“谁炒股票，我炒谁。”他以身作则，自己不炒股票，也不让家人炒。
回忆往事，禹国刚感慨万千。
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禹国刚坦言：“我心里很明白，我是穷家小子一个，上大学也是靠人民助学金，根本没有想到三十大几了，还从黄土高坡杀到华南。
到深圳也没有想到有机会学习证券，学习证券回来这几年开始还是没有用，后来能用了，一块来建深圳资本市场，还当了专家小组组长。
最后又和王健一块亲手把深交所弄起来，还是深交所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一任的副总经理，已经足矣。谁还能有这么好的福气、这么好的运气、这么好的机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