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因风潮影响,被迫下台。当局虽然像煞有介事,打了几个苍蝇,但对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彻底追查,只是含糊了案,并且绐予新上台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和贝祖诒以进一步加强向人民掠夺的机会。
贝祖诒是苏州人,是当地一个地主兼买办阶级的世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的颜料大王贝润荪就是他的哥哥。他和宋子文是 留美的同学,交情很好,在宋子文当中国银行董事长时,他就担任过中国银行的纽约、香港等地行长和沪行经济,在抗战时是对黑市外汇处理的负责者,他很得美国人的赏识。据说,美国人认为中国只有半个人懂国际汇兑的,就是指他.因此,他又被人称为中国国际汇兑问顺的权威,是宋系下的第一紅人。
贝祖诒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对法币的恶性膨胀和黄金政策,却没有什么办法。幸好,他们上台后不久,日本人就投降了。
抗战结束后,许多官僚,军人在劫收中大发了横财,有了钱他们除了大肆挥霍外,手中的大量货币成为游资,急需寻求出路,因为通货恶性膨胀,存到银行只会“银子变水";投资到工商业,时局又不安定。大量游资只好都集中于市场上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结果,搞得各地抢购风潮一日比一日盛,物价狂涨,法币恶性贬值。这种现象在上海更是突出。这时,中央银行还控制有900多万两的库存黄金,10亿美元的外汇和大量的美援物资,同时20亿的美援贷款,也正在进行谈判。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都想凭借这笔有限的现金,来和那些泛滥成灾的游资作斗争,从而达到稳定物价和币值的目的。
正在这时,美国顾问杨格献了一个“策",在他的怂勇之下,1946年3月,行政院决定,实行开放外汇市场,规定外汇牌价的办法,同时由中央银行公布黄金买卖办法,以库存黄金向上海市面抛售。杨格的这个办法是用黄金吸引游资,为那些“钱多得没处放”的人给一条出路。
这个办法施行以后,上海的黄金市价,在最初几个月,波动还较小。但到了10月以后,便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
1947年一开年,市面金价每天都是波动几次,到2月初,贝祖诒停售黄金的前几天,一天涨价竞达九次之多。
为了平息波动,贝总裁的办法是中央银行逐日加速抛售金条。 但是,黄金涨风不但不能平息,上涨的蝠度反而越来越大,涨风越来越凶,最后上海库存黄金都快用完了,贝总裁于是包用中航运输飞机,将重庆库存的金条也运来济急,但是这样已无济于事,结果,中央银行的黄金越抛越少。当上海市面发现了银行售出的金条一日比一日减少的时候,嗅觉灵敏的黄金投机买卖者更是大量地购进。中央银行只好于2月8日停止暗售,结果,市面上更掀起了抢购黄金的高潮,2月15日,中央银行不得不正式公告停止抛售黄金。
于是,上海黄金市场顿时变成了只有黑市,没有牌价。 有钱的人们集中抢购黄金美钞和重要的物资,这进一步助长了物价狂涨,物资奇缺,市场和金融更是紊乱一片。
上海是全国经济金融的重心,它发生了这样大的骚动,立即又影响到全国各城市。 因为各地的金价都高出上海,各地纷纷向上海抢购黄金,上海的黄金大量向其他各地流散。重庆、武汉、广州等地的中航飞机,常常被人包占,以至客机的包价也发生高出规定运费若干倍的黑市。这时沿津浦、陇海一带,正是大军云集,进行内战,许多部队的高级军官都把领到的军饷钞票,扣下不发,大批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甚至中央银行由南京开往徐州等地的运送钞票的专车开到半路上,便又掉转车头,运回上海。 各部队为了争取交通工具运送钞票,经常发生争执,甚至发生武装冲突。各大财团也加入大量抢购黄金美钞的风潮,他们除了拿出他们自己的钞票外,还不能满足欲壑,更设法向四行贷款。结果,更加剧了上海黄金美钞市场的紊乱。在短短的十几天中,黄金涨了一倍,美钞涨了一倍半,跟着一般物价也都涨了两三倍。全国各城市都是一样的涨风凶狂,弄得人心惶惶。 一般人民和低级职工,睡一觉醒来,10万元的生活用款已经有二、三成化了水,一个星期下来,更是失去了大半。 许多学校学生在饭馆吃零伙的,几天前1000元一顿,第二日涨为2000元、4000元一顿,第三日,许多穷苦学生都因此吃不起饭,饿着肚子。
结果, 凡是靠工资吃饭的人们,为了保家保血,都只好设法购买一些生活必需的物资,而其工薪又不能及时赶发,等到发下,实质上已经大打折扣,所以大家都弄得无法生活下去。
面对这个严重的情势,2月16日,行政院提出了一个“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由国防最高委员会议通过施行。根据这个方案,宣布禁止黄金买卖,取缔黄金买卖投机,规定“取缔黄金投机买卖办法”十条,禁止商民把金条金饰在市场买卖,禁止用黄金代替通货,禁止人民携带黄金,把黄金冻结在中央银行停售黄金以前的价格,凡违反规定的,将其所有黄金充公或由中央银行照牌价兑换法币;同时宣布冻结一切职工的生活指数。这个办法公布实行后,在上海组织经济监察团,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担任团长,发动许多宪警特务,以检査为名,对于商民持有黄金美钞以及重要物资的人实行搜刮;并且鼓励告密,来扩大和加深搜刮范围。结果,许多中小户在风潮中为了保全血本,抢购了一点黄金美钞或物资,又都被没收充公,还要坐牢;一般职工因为生活指数冻结,而物价依然不断上涨,生活更加痛苦。
这时,政学系因为自从宋子文上台以后,把副总裁张嘉璈从中央银行排挤出去, 把他调到东北搞接收, 张群等人立即主张对涨价风潮进行查办,乘机倒宋,攫取财政大权和行政院长;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把持的中统派无法插手中央银行,也想乘机把宋子文扳倒;孔祥熙被宋子文夺位,他的喽罗也主张查办, 宋子文卷土重来;至于监察院,于右任和许多监察委员过去一贯是以超然自居,自命不介入一切派别斗争,现在宋子文已经成了众矢之的,闲散多年,无人重视的“养老院”-监察院想乘机打打未断气的老虎,博得众人的喝采,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这些种种不同的动机汇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打倒宋子文的风潮,酿成了当时国民党内部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2月16日,监察院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会中一致决定派员彻查这次金潮酿成的情形和负责者,会上,有人慷慨激昂地说:“这次的查案,监察院必须下决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苍蝇,必须派几个精明干练的委员,才能完成任务,莫使各方失望。"
结果,由院长于右任当场指派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监委为上海黄金风潮案“彻查委员”,上海审计处也被责成“协助工作"。为了使查案进行不至因为外间复杂情形的牵制发生困难, 四监委立即晩上就赶往上海,开始调査。
四监委到达上海后,首先考虑如何进行査案。这个案子不但案情复杂,并且,来上海查案的,除监察院而外,还有两批人马。
一批是上海经监团。
它是在《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公布的前两天成立的,已经开始了行动,四监委到达时,他们已经在大干对商民的检査没收工作。
另一批是国防部的人马。第二厅厅长郑介民,高参钟英、易伟等在上海调查军人在风潮中乘机投机囤积的情形。
为了在工作上不发生冲突, 在警备司令部开了一次三方面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大家协商决定,凡是军人在风潮中投机贪污的事情都归国防部负责,商民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的事都归经监团负责,公务人员贪污投机的事都归监察院方面负责,即中央银行这一边由监察院“彻査”,并且,三家相约随时交换调查所得的重要情报。
三家表面上是按职责上分工,实际上是因为查案的主要目标是对宋子文,而不是其他人,范围牵及太大,会发生阻力。因为军人都是受蒋介石的支配,搞得不好,会碰钉子;商民在上海是五花八门,下至流氓,上至豪门,都有关系,搞得不好,也会碰壁。所以,大家都情愿把“彻査”范围大大地缩小。
自从1946年3月中央银行实行向上海市面抛售黄金,抛售的办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明配,每天上午10时由中央银行业务局根据当日上海黄金市场的金价规定牌价,由上海市金号、银楼两公会会员提出当日申请购进的黄金数量,交由公会负责人报请业务局配给,上午由中央银行将黄金配下,下午金市收盘时,配售户将配给黄金的价款缴库。第二种是暗售,由中央银行业务局在明配之后,根据市场行情,暗中将金条交由委托的几家金号、银楼向市面抛售金条,以平抑过于波动的黑市。
中央银行内部关于抛售黄金,一直都是由总裁贝祖诒、业务局局长林风苞、副局长杨安仁负责处理,每天的抛售数量由三人决定,抛售价格由林、杨二人和公会负责人商定;每天黄金买卖的情形,都用英文向宋子文作出报告。 黄金买卖完全是宋,贝指挥,林、杨二人执行。
四监委首先来到了中央银行,当他们询问中央银行究竟原来库存有多少黄金,一年间抛售了多少黄金,现在还存有多少黄金时,贝祖诒答复说:
“央行原有库存总数,从1946年3月至11月的抛售总数和现存底数,以事关机密,奉主席谕,对任何人不能公开。”
贝祖诒借口机密,不肯将库存原有总数和现存底数说出来,但是,四监委利用孔、宋之间的矛盾,前去访问孔祥熙。 结果,孔祥熙有问必答,他告诉监委们说,在他辞财政部长职时,交给宋子文的库存共计有900多万两黄金。
四监委根据中央银行两个半月的黄金买卖数字报告, 大致每月售出的黄金数推算出孔祥熙向他们说的数字是大致可靠的;并且,推算出他们在12个月中共计售出850万两左右,即中央银行在宣告停售黄金时,已经是库存告罄,无金可售无疑了。
一年之间,为了蒋介石的内战军费和豪门官僚的投机侵夺,竟将国家这样一笔巨额的黄金花尽,无怪当时有人骂宋子文是蒋介石的“败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