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蒋委员长”有言在先:“财政方法,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俞鸿钧退居二线, 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就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主宰全国财政金融命运的重要人物了。 对此,书店老板出身的王云五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重任。1948年6月5日,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到部就财政部长职。在就任时,他大言不惭地说:“此来为做事,不为做官。 如政策不行,随时可以引退。 ”
随即,一个平日用版税来剥削作者的书店老板,却抛出了一个想用一纸“金圆券”来压抑飞涨的物价、挫败困难的计策。
王云五经商做生意是有一套的。他是靠商务印书馆发迹起家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上海的张元济把商务编译所让给高梦旦,请他出住所长,!但高感觉到自己不懂英文,难以胜任,多次去 北京请胡适来担任所长,最后胡适答应于1921年暑假到商务试一试。试验结果,胡适却觉得编译事务不胜繁琐,便转而介绍王云五去。
王云五是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的英文老师,胡适到编译所工作时,多次与王云五接触交谈,两人甚为投机,于是胡适自己不想干就把王云五介绍给高梦旦。19 21年9月,王云五进人该所先任帮办,试验三个月期满,张、高认为满意,授王为编译所长,高退居副所长,王云五任职期间编印了不少丛书,最后还出版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和“万有文库”等。
1929年11月,原商务总经理鲍咸昌病逝,继任人余日章和郭秉文两派相持不下。经理夏鹏力荐王云五任总经理,结果,得到张元济支持,并在董事会通过。 这样,王云五正式由商务委派出国考察出版事业,1930年2月,他接任总经理兼编译所长。
抗战爆发后,王云五把商务上海厂印刷机器运往香港,扩充港厂,1941年12月日军进占香港时,王云五正在重庆参加参政会。港厂沦陷,全馆资金周转困难, 他便通过老编译陈布雷的关系, 向蒋介石商请给予贷款。谁知老蒋很痛快,亲自批条,并且同意王云五自己借款,自己担保,贷给500万元,王云五对此感恩戴德,马上专门编写一书进行“记载”。抗战期间,王云五利用商务地位,上下内外结合,顿成当时的知名人士一一社会贤达,由总经理而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最后当上经济部长,不久又做上行政院副院长,现在又做上了财政部长,步步高升,红极一时.
本来,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包括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四联总处主席等,历来操纵在蒋介石和他的姻亲之手,非宋子文即孔祥熙,而其他人只是串演一时。
这一次王云五当上财政部长,全是因为他的这个“金圆券之策”受到老蒋的赏识。原来,解放战争前夕,国民党政府军费支出庞大,财政人不敷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直线上升,内外交困,形势十分危急,旧人既屡试牛刀,回天乏术,蒋介石有意“换马”,正好王云五商人出身,好大喜功,尽管理财乏术,却自视甚高,结果,投蒋之所好,提一个所谓的“金圆券之策”,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王云五就任后,立法院还没有休会,马上授意财政部次长徐柏园到立法院货币小组会上再三要求授权财政部改革货币。对于改革,因为老蒋早就对俞鸿钧作了改革币制的指示,一贯善作附庸的俞鸿钧到中央银行后就积极作改革币制的打算。他在接任的前一天,在上海财政部部长官舍宴请中央银行高级职员时,就和李立侠等人私下大谈法币的前途问题,要李立侠帮助他研究一下,能不能进行币制改革。
过了两天,俞洪明又在中央银行指定了一个四人小组,指定李立侠为召集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这四人中,李立侠负责中央银行稽核处,方善桂是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林崇墉继李立侠之后兼任上海金融管理局长,吴大业是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是张嘉璈专聘的中央银行顾问。
随后,他们在外滩汇中饭店开了两个房间, 作为秘密起草方案的地点。他们先开了两次会,研究了国内外形势,然后,统一思想和看法,最后确定了三项原则,即:
一、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于作根本性的改革。
ニ、法币虽已处于恶性膨胀状态,但只要采取一些辅助措施,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
三、当前关键问题在于财政收支相差悬殊,建议扩大采用抗战前发行关金券方法,稳定税收,整理财政。
李立侠向俞总裁汇报了四人小组的看法,俞鸿钧完全赞同,并 叫他们根据这些原则拟具具体的发行金券方案。
李立侠等人把方案写好后送给俞鸿钧。俞鸿钧也表示满意,并说:“这是无办法中的一个办法。”然后,他把这个方案加了一个说明, 叫他的亲信秘书缮正后亲自送给蒋介石。
俞鸿钧拿着这个方案去南京,去时很高兴,但在南京住了几天之后回到上海,就对这件事绝口不谈。 有一天,李立侠忍不住去问他:“这个方案有没有下文?”
俞鸿钧说:“委员长看过了,不同意,认为这个办法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
其实,这时蒋介石早就意在王云五的“金圆券之策”, 叫财政部编拟具体的实施方案了。
7月底,蒋介石在莫千山,要翁文灏、王云五和俞鸿钧速即前去,商讨币制改革办法。在莫干山开会时,蒋介石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
接着询问各人对这方案的意见。
翁文灏说:“在这个艰危紊乱的时期,改革币制没有多大把握,但财政实非改革和整理不可。”
这时, 翁文灏已对王云五所拟定的方案,曾交刘攻芸、严家淦等 加以研究,他们都认为可行,于是 他也表示赞同。 于是,蒋介石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是否赶得上?”
俞鸿钧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 但中央银行还存有一些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
蒋介石一听,说:“这样很好,各人先行分别准备,等候决定。”
谁知俞鸿钧一心“等候决定”,却忘了告诉发行局长梁平要发行准备新币。8月初一天,他突然要发行局准备20亿新币。这一下,梁平急得要命,这一时怎么来得及,幸亏,他想起了抗战初期在美国钞票公司订印了:20亿元国民党政府“老主席”林森像的钞票,一直没有发行。于是,临时拿出这一批存货应急,事先用飞机密送各省分支行,就作为第一批金圆券上市,结果,这批钞票连“金圆券”三个字都没有印上。
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亲自公布所谓实行金圆券命令,其中包括:一发行金圆券及办法;
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
三、中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
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
尽管命令中办法一大堆,但主要只有两个:第一是限价政策,规定一切物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价格;第二是限期收兑人民币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实行经济管制. 这个办法公布后,不但全国人民反对,就是中央银行一些人员也不赞成,认为这套办法决不能解决当时财政经济问题。
8月20 日宣布实行金圆券那天, 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在招待留沪立法委员的宴会上,上海市长吴国桢 和俞鸿钧等人都在一起,两人询问曾做过俞鸿钧的顾问的黄元彬对金圆券的意见,黄元彬说:“在法币丧失币值,人民对钞票失去信任的情况下,又当内战紧迫的时候,改革币制的机会早就错过。金圆券的办法要以政治力量来施行不兑现的货币,更加危险万倍。一旦发行数量超过市面流通必需量,必定到处突破政治力量,不过几个月就要崩溃了.”
俞鸿钧说:“我因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与你从前所拟无限制兑现的金本位方案相反,在莫干山会议时,尽管在职务上必须报告印存新币的数目,但在政策上还是反对。在庐山会议上,总统一开始就表示事在必行,我就不敢讲话了。”
吴国桢则破口大骂王云五,什么丑话全都用上了。
蒋介石为了逼兑黄金美钞,21日又令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蒋经国一来到上海“督导”。名义上俞鸿钧是督导员,蒋经国是协助督导,实际上,一切由蒋经国包办。
上海督导员办公室处名义上设在中央银行,办事多在乐义饭店,有时也借汇中饭店和浦东大楼等处召开大小不同类型的会议,自然主持人都是蒋经国。
在8月20日,行政院、财政部曾出面,邀请全国财经银行业人士钱永铭、宋汉章、李馥荪、徐寄庾、杜月笙、赵棣华等等十几个人去南京开会,蒋介石在励志社亲自接见他们, 阐述币制改革意义, 要求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 如不遵令依限办理,即勒令停业。
9月11日,蒋经国在上海照本宣科,依数请客,但是,态度却没这么客气。大多数觅保具结,不经准许,不能擅自离沪。李馥荪是上海银行公会主席,又是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南京开会回来后,曾与同行商议,拟由各行凑足1000万美元上缴应付,蒋介石知道大怒,要吊销该行营业执照,经托俞鸿钧等人向蒋疏通,才得以幸免。但是,这一次蒋经国见到李声色俱厉,争吵声达于户外。同样,对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蒋经国也很不客气,直接了当地胁迫他交出外汇,吓得周作民躲到虹桥疗养院。 上海农商|银行总经理梅哲之是陈公博的舅老爷,在敌伪时期同日本人有较深关系,蒋经国对他拍桌大骂,逼得很凶,叫他交出金钞来。 实业界也被蒋经国传去不少人。 在浦东大楼召开工商界几百人的紧急会议上, 蒋经国大声叫嚷:“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谁手里有多少黄金美钞,我 们都清楚。 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
可是,时到10月13日,金圆券就开始崩溃,上海、南京一带到处发生抢购风潮。但是王云五还要蛮干到底,利用军警压力,加以维持。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增加威慑力,一天,蒋经国又组织了上海市10万青年大检阅, 会场设在兆丰公园。 参加的有青年军 201 师,202 师, 上海市警察总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复员青年军上海支会、上海市各行业公会及各界人士约七八万人,号称10万人。
蒋经国亲任大会主席,并且,但了一个慷慨激昂的报告。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由骑兵作先导,接着是摩托部队、炮兵和荷枪实弹的步兵,后面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和各界人士。沿途高喊的口号有:“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等等,
这次大检阅后,蒋经国又杀了破坏“经管”的宪兵大队长姜公美,处理了一批商人。但情况仍然越来越糟,到处买不到东西。但是,蒋经国没几日就缩头了,原来他碰上了孔祥熙一家。 孔大少爷孔令侃有扬子建业公司,孔二小姐令俊也在迦陵大楼开了一家嘉陵公司,他们依仗父母权势和官价外汇,囤积居奇、投机倒把。 结果,蒋经国“打虎”时,终于涉及到了孔二小姐。
一天,蒋经国的喽罗青年服务队在检查过往汽车时,孔令侃拔出手枪拒绝检查,并扬长而去。这一事情马上反映到蒋经国那儿。蒋经国一听怒容满面,一言不发。后来,经检大队又发现几处扬子公司的仓库,其中舶来品、土特产、花纱布、日用百货以及钢管、大米等,应有尽有,堆得满坑满谷。 证据俱在,报告给蒋经国,结果,在众目睽睽下,蒋经国只好下令査封了。
这时候,孔令侃感觉有些顶不住外来压力,便去南京向姨妈宋美龄求援。 宋美龄闻讯专程来到上海,曾约蒋经国到永嘉路孔宅谈判,两个表兄弟相持不下,闹得很僵。
宋氏姊妹没法,使出最后的杀手锏,由宋美龄拍一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叫他立即乘专机南下,处理上海发生的紧急大事。
蒋介石立即南下;当宋美龄向蒋多方说明原委后,既是姻亲的事,两家有共同利害,家丑不宜外扬,蒋介石首肯“不能管”。第二天,老子召见儿子,训了一顿,叫他打消查抄之事,蒋经国无可奈何,只有让这只天字第一号的“大老虎”逍遥法外。
蒋经国经受这一挫折,不免贻笑大方,而他在上海蛮干了四五十天,扬子公司的“大老虎”不打难以服众,他也终于支撑不住,到头来,不仅限价开放,又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而金圆券也没法逃脱法币的命运,跌到一钱不值的边缘,蒋家朝廷的军事、政治、经济开始全面崩溃。
结果,在朝的大员翁文灏、王云五等联袂辞职,蒋经国也相继辞职不干,他发了一通《告上海人民书》,便灰溜溜地退出上海。 到此,这一幕幕“打虎”闹剧,自然只好散场了.
11月,徐堪上台,继任财政部长,为了收拾残局,他修正了金圆券发行办法, 又修改了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 他乘机作威作福, 胡闹了两三个月。接着,国民党反动政府逃往广州,金圆券也就彻底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