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蒋介石退居幕后,李宗仁代理总统,俞鸿钧辞职,刘攻芸从副总裁升任中央银行总裁,并保荐沈熙瑞为副总裁。
此时,中央银行的黄金已被运走,外汇完全枯竭,金融管理和币制改革彻底失败,刘攻芸上台,唯一的办法只有尽可能掌握一点物资,从运用物资上寻找出路,获得点财力。
为此,刘攻芸决定自己动手抓物资,直接控制,直接运用。 于是,他又在中央银行内部成立了一个物资委员会,由李立侠担任主任委员,陈述曾任副主任委员,在业务局成立物资科,由襄理叶义材兼任科长。
为了达到控制和运用物资的目的,刘攻芸考虑过花纱布、粮食、放款、美援和美援剩余物资等的各种计划,但是,由于时间极短,各类物资又极其有限,实际效果微乎其微。4月21日解放大军渡江,23日南京解放,刘攻芸接到消息后,立即逃往广州。
在逃跑前,刘攻芸又找到李立侠商量,叫他以副总裁名义留守上海,李立侠不同意,随即他改变主张,临时组成一个行务委员会,由各局处长8人任行务委员,并指定李立侠与夏晋熊、林崇墉3人为召集人。
依照中央银行工作惯例,各局处均可直接对外行文,于是,全行各局处业务仍由各局处自 行处理,牵涉到全行的事务,就由行务委员会开会商量。但由于形势混乱,情况紧急,有关用钱要物的麻烦事全都推到了李立侠等几个召集人身上。
一天,上海守备司令汤恩伯突然派他的军需处长前来提取中央银行业务局库存的黄金等物。行务委员会经过讨论,都不同意交出这点“家底”,当即打电报到广州,向总裁刘攻芸请示。结果,刘攻芸复电:“照付。”于是,中央银行付给了汤恩伯黄金198万两,连同俞鸿钧任内抢走两批,前后三批共被劫走黄金456万多两。另外,又付给银元120万元,连同俞鸿钧任内抢走的一批,共被劫走银元1520万元。到这时,中央银行剩余库存的黄金、白银等,绝大部分都被汤恩伯提去。
这时,解放军已兵临城下,离上海解放已不到10天了。
上海警备司令部成立了一个“政务委员会”,谷正纲、雷震两人负责。
在大溃逃前,两人经常来中央银行要钱要东西,急如星火。其他各单位,特别是后勤部,也天天来人吵着要钱,态度横蛮。因为金圆券天天贬值,他们拿了金圆券立刻购换银元,转手之间,获利甚大。 公家、个人都要钱,结果把中央银行闹得一片狼籍。
然而,更重要的是,各工厂发放工资都需要现钞,但是,印刷厂赶印又来不及,往往钞票是水迹还没干,就要装飞机外运。可是,大多数银行钱庄还是得不到现钞,于是它们大量发行“平行钱本票”,用橡皮图章代替签字,实际上等于发大面额钞票。但是,金圆券总比这种橡皮图章盖的“平行钱本票”管用,中央银行业务局和发行局内,每天从早到晚都坐满了人,等候提现钞,熙熙攘攘,一片混乱。
在这混乱之时,军警却又到处抓人。一天,有“活阎王”之称的警察局长毛森突然派人来到中央银行,要抓稽核处稽核的黄竞武,他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儿子。 军警没有找到人后,悻悻而去,但是,最后,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査处还是在外滩24号把他逮捕,行务委员会闻讯后,又向谷正纲及市长陈良交涉,但是,都不起作用。解放后,人们才发现黄竞武已被他们枪杀。
风声鹤唳,上海摇摇欲坠。5月中旬,蒋介石突然在复兴岛出现,并且召见中央银行负责人。结果,行务委员会三个负责人李立侠、夏晋熊,林崇墉全部到场,发行局长高方也在召见之列。 召见时,蒋介石说了一通鼓气的话后,说:“你们镇静应付,我已关照汤司令保证你们的安全。"
果然,隔了两天,汤恩伯请他们吃饭,并且,拍着胸脯说:“我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这时,李立侠和中共地下党已有联系,遵照党的指示,他已开始暗中团结员工坚守岗位,尽量保存物资,迎接上海解放。 白天,他坚持到行上班, 晚上, 则化名住在八仙桥青年会宿舍或借住朋友家中。5月 24 日早晨, 上海警备司令部突然通知他们集中住到苏州河北,准备让他们 “撤离”。谁知,行务委员会几个人已事先约好不走,因此立即分散隐蔽。这天晚上,江湾飞机场为他们保留了最后一架飞机,“信守诺言"的汤恩伯派人到处寻找他们,结果,一个也没有找到。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央银行被人民解放军接管。
中央银行成立于1928年,经过21年后,结束了它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