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周作民仍没有从香港回来,陈伯流又动身前往香港。这次是徐国懋、殷纪常委托陈伯流到香港去汇报金城银行的行务,实际上是坐催周作民。周作民终于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感召下,决心回到人民的怀抱。但在他准备回来时,却受到不少阻挠。有一部分金城留港的老同事不赞成他回来, 由上海逃往香港的不少金融界的头面人物也劝他不要回来,逃往台湾的国民党要员、他的“生死之交”朋友张群更不同意他回来。 然而,他终于掷除一切障碍,决心回来。
1950年8月,周作民由香港经天津、北京返回上海。船到天津时,陈伯流先到天津码头迎接, 周作民下船后说:“我唯一的要求是到北京先见见周总理
陈伯流立刻将周作民的要求转告原在香港工作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乔说总理一定会见他的。到北京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就接见了周作民。
在北京时,周作民除受到周恩来接见外,又和李济深、黄炎培、章士钊等老友相见,并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到了上海后,徐国懋陪他去拜访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过了几天,潘汉年借余庆路衡山路转角一幢花园洋房设宴为周洗尘。一共请了两桌客,菜肴极为丰盛。应邀作陪的,除人民银行华北区行副行长陈穆、谢寿天外,还有上海经济金融界各部门的负责人。 徐国懋也被邀作陪。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美蒋对大陆实行禁运,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重。金城银行于解放前夕,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生意难做,月月亏损,特别是1948年改用金圆券后,被强迫把银行外汇上缴,调换成转瞬成为废纸的金圆券,使金城银行的实力大为削弱。这个后遗症延续到解放初期,金城银行一时之间赤字大增,无法弥补。对此,周作民心急如焚,不得已决定将金城、中南二银行共同投资的新裕纱厂的一个厂售给政府,以抵偿赤字。
一天,徐国懋受周作民的委托去看望潘汉年,说明了他的这一出售想法。
第二日,潘汉年派上海市财政局长顾准来看周作民,说为了帮助金城银行解决困难,政府愿意承购纱厂。 顾准说:“潘副市长嘱咐我,你在香港时,曾对我们党做过有益的工作,我们不能忘记,尤其是一个创业的人要变卖他的产业,这种难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要求我与你洽谈,请你提出纱厂的要价。并且,他还说对你提出的价格,不要还价,照数接受。"
周作民回答说:“我对潘副市长的好意非常感谢,但不能自行要价,还是请纺织部门订出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
最后,双方同意采取这个办法,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这样既解决了金城银行的困难,又团结了工商界人士,使工商界人士加深了对党的信任。
以后,周作民在领导北五行,即盐业、金城、中南、大陆、联合等五银行都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随后,他成为第二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脏病复发,在上海病逝。
在他的追悼会上,周恩来总理和中央统战部都送了花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