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在中国银行大捞一把后,升任行政院院长。中国银行董事长这一美差转由其姐夫孔祥熙兼任。
1948年,国民党政权已陷入四面楚歌,政治十分孤立,经济濒临破产,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全国的解放已为期不远。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银行的上层人员也开始动荡多变。
首先,孔祥熙决定退居幕后。
4月14日,已经逃往美国的孔祥熙自纽约致电宋汉章:“此次本行召开股东大会,弟因事羁美,不能出席为憾。弟前以委座指派,勉任本行董事长,虽竭效绵薄,恐尚多未尽,故前已申请最高当局,另简贤能,俾卸仔肩。
孔祥熙捞足喝饱之后,面临危局,又要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换得一身轻松。76岁的“宋总经理”急得团团转。4月16日下午,宋汉章接财政部俞鸿钧部长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转奉蒋主席谕“传见”。宋汉章当即乘夜车赶赴南京。
第二日下午5时,他随俞鸿钧前往黄埔蒋介石官邸。一见面,蒋介石就说:“宋老在中行服务已达二十多年,并在宋、孔两董事长任内,两次勉任总经理,共计十余载。现在老孔辞职,中央决定由你为董事长。”
宋汉章连忙推辞说:“我年老才庸,做个总经理都感到困难,何能再为升擢,致误行务?何况汉章受孔董事长知遇之恩,饮水思泉,更不便继其后任呀!"
这时,俞鸿钧说:“宋老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在现在的潮流下,应付局面是最好的人选啊!”
蒋介石也说:“宋老无党无派,正好可以缓冲一下局势,你最为适宜,不要推辞了。”
在蒋介石坚持下,宋汉章终于继任为中国银行董事长。
5月1日,财政部指令中国银行,指定宋汉章为该行董事长。
宋汉章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后,席德懋出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出身于买办世家,是宋子文的同学、宋子良的丈人,与孔祥熙、宋子文的关系都极为密切。 孔、宋的班底仍然掌握着中国银行上层领导大权。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已处于四分五裂的境地。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回到老家浙江奉化。同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在南京登台,宣布愿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商谈和平。 行政院院长孙科不听李宗仁的劝告,宣布行政院在广州办公。 四天之后,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上海发表谈话,反对李宗仁的商谈和平方案, 叫嚣“不惜牺牲一切,与中共周旋到底”。奉化、南京、广州、上海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所谓“政府"已经名存实亡。
然而,在生死逃亡之际,无论哪一方都想控制银行,把银行作为他们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因此,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总行的设置地点,即成为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孙科想使各银行的总行也随他搬去广州,以便就近掌控,但是又受各方面的掣肘。因为南京的代总统、奉化的退休总统、上海的国防部都眼盯着这几块肥肉。为此,1月26日,他密令财政部:“政府已决定于本年2月15日在广州办公,所有四行、两局、一库依法应设于政府所在地,希即密饰各该行、局、库,务于2月5日起,与政府同在广州办公,勿得违误。”这一密令是要四行、两局、一库的总行、总局、总库跟随“政府"搬到广州去“办公”。但中国银行对于总部的设置地点早有规定。<中国银行条例》中有关总行设置地点的条文是:“中国银行设总行于上海。”因此,孙科的行政院要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搬迁广州,“与政府同在广州办公”,是与<中国银行条例》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合的。接到财政部的密令后,宋汉章叫人于2月7日拟具了一个“派遣高级人员代表总处在穗(广州)办公,并留部分高级人员在沪(上海)肆应”的文件,上报财政部。
财政部接到文件后,21日又密令中国银行总处:“函呈悉。该行国外部应即移设香港,俾便联系。”但是,密令中对“派遣高级人员代表总处在秘办公,并留部分高级人员在沪肆应”没有表态,也不过问派谁去广州,留哪些人在上海。一边是孙科行政院要搬,一边是财政部不表态,宋汉章不知如何是好。正在犹豫难决之时,孙科在各方压力下由广州回到南京,十天之后,被迫辞去行政院院长的职务。3月12日,何应钦在南京任行政院院长。此后,中国银行总处搬迁广州和国外部搬迁香港的问题,也没有人再提了。宋汉章总算是松了ー口气。
4月中旬,国共和谈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始强渡长江。16日,中国银行召开董事会,决议将总管理处及国外部分别移设广州及香港。中国银行董事会的这个决议并不是真正根据行政院的“密令”和财政部的“指令”而作的,而是由于形势所迫,因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南京、上海很难保住了。到4月份,沪地战局骤紧,董事会在匆促之中召开,通过(总处)迁穗,并于4月16日正式开始在穗办公。此时,总经理、副总经理等上层人员实际上已主要驻在香港办公了。
4月下旬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21日,解放军强渡长江,南京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何应钦的行政院逃往广州。23日,南京解放。宋汉章和席德懋没想到两人上任不到一年时间,蒋家王朝就垮台了。 在这种形势下,宋汉章、席德懋相互致电,都表示要求辞职。
27日,席德懋在香港致电上海宋汉章:“肠胃宿疾复发,拟请准予辞去总经理职务。
30日,宋汉章复电席德懋:“贱恙复发,已函财部辞职。据刘(攻芸)部长表示:董事长职务请吾兄代理。.....万望吾兄勉为其难,勿萌退志。”随即,国民党财政部批准宋汉章辞职,中国银行总处部分职员迁驻香港,宋汉章仍留上海。上海中国银行地下党考虑到宋汉章对金融界有较大影响,留在上海,能起一定的作用,于是,通过有关人员做宋汉章的工作,劝说他不要去香港,宋汉章犹豫不决。没过几天,解放军包围上海,宋汉章被国民党特务挟持去了香港。
宋汉章辞职后,董事长即由“肠胃宿疾复发”的席德懋兼代。可席德懋在上海兼代董事长没过几天,5月5日,财政部又从广州致电香港中国银行总处(总驻港处);
董事长宋汉章辞职照准,遗缺派席德懋兼代,前经本部以沪留字第64号训令知照在案。查前项措置原为(宋汉章)在沪时应权宜办法,兹闻宋董事长巳脱险到港,上述训令自应予以撤销,该行董事长职务,仍由宋汉章先生担任。
宋汉章4月30日被批准辞职,5月5日又被示复职,时间前后不过五天,80多岁的宋汉章成了蒋介石手上的玩物。
这时,解放军已沿沪宁、沪杭两线形成了对上海的合围。国民党政权部署在上海的重兵,还鼓噪要凭市内高楼大厦坚守上海,气焰仍然嚣张,在这种形势下,有些职工自发酝酿要求行方发给“应变费”,作为购储稳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之用。5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席德懋准备乘飞机出逃国外,部分职工听到席总经理要逃,集体要求行方发给“应变费”,职员每人银元80元,工友每人48元。席德懋急于脱身,马上签字同意照发,席德懋走后没过几天,中国银行发“应变费”的事情就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知道了,他下令各行、局职工必须在两天内全部交回应变费,抗拒者要军法从事。 针对这种严重情况,中国银行的地下党员认为国民党企图依靠屠杀手段,来稳住其在上海的最后统治,以便搜刮抢运金、银、外币和物资,行局职工不宜在上海即将解放之际,作死拼硬顶,以免招致严重的后果。于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职工中进行说服、劝告,使大家在短期内交回了应变费,避免了一场无谓的牺牲。
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军代表接管了中国银行总处和上海分行,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原中国银行上层人员的动荡情况至此才告结束。
但是,国民党的动荡还没有结束。6月初,何应钦辞职,“山西王"阎锡山上台继任行政院长。8月4日,湖南程潜起义,长沙和平解放。8月中旬,福州解放。解放军从长沙、福州同时对广州形成夹攻之势。
8月20日,国民党财政部训令中国银行总处:
(1)该行总管理处应迅速准备随政府迁渝(重庆),所有人员不得藉词推延;
(2)文卷、账册及重要公物、契据移存香港,必要时,移存台湾;
(3)该行所有总分、支机构人员如有私与匪方联系接受伪命者,一经査出,立予严办。
宋汉章接到“训令”后,于9月1日召开董事会。董事会又作出决议,授权总管理处移设重庆。
但是,事后这个决议并没有立即执行,总处的主要负责人仍然分别在广州、香港。因为谁也不想再折腾到大西南去，个个都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形势发展却不等人。9月初,宁夏全境解放。19日，绥远董其武起义,25日，甘肃陶峙岳起义。26日，新疆蛇尔汉起义,9月底，厦门解放。10月7日,衡阳解放。广州已是兵临城下，解放指日可待，12日，也就是距离广州解放的前两天,中国银行总处急忙发出致各分行的快邮代电:
本处日内即将自德移设渝市,自即日起所有属陈总(管理处)河行文件,包掊表报等,应即放由渝行(重庆分行)收转本处。
10月15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开始在重庆中正路分行楼上办公。但是，总处的高级人员都没去重庆。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4日，逃往台湾的中国银行部分人员在台北延平南路66号428室宣布办公。
解放前中国银行总处跟随南京政府的忙乱的搬迁工 作,至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