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挟持部分中国银行管理人员四处窜逃之时,在解放了的城市中,中国银行各个机构开始走向新生。
1949年5月27日,在上海解放的同时,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代表龚饮冰、冀朝鼎、詹武、项克方前往中国银行进行接管。
早在3月份,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迎接全国解放的七届二中全会。大会闭幕后, 首任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到天津传达了中央关于接管中国银行的方针:在四行、两局、一库中,中国银行有特殊性。它有商股,有海外机构,历史悠久。 全国解放后,中国银行要建成面向海外的外汇专业银行。为此,继续保留中国银行原名、原机构,原有员工原则上都加以留用。
项克方曾是中国银行地下党负责人。 随军回沪参加接管的还有其他地下党员刘善长、周耀瑾、周济等。当他们到来时,中国银行职工群众闻讯拥入营业大厅,热烈欢迎。大家曾在一起工作多年,现在胜利重逢,倍感亲切,职工们把他们高高举起。28日,接管工作正式开始。不久,成立了新的中国银行党支部。
6月4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上海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华东局财办主任兼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曾山和接管中国银行的军代表龚饮冰、冀朝鼎、詹武、项克方等。会上,邓小平传达了接管中国银行的机构和人员的方针, 并宣布龚饮冰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冀朝鼎、詹武任副总经理,项克方任上海分行经理、洒海秋任副经理。
龚饮冰等人马 上开 始了恢复工作,不久,中国银行新的总管理处正式组建。各地的分行重新恢复,逐步营业。
1950年1月,新中国的外交工作逐步展开,海外中国银行分、支机构相继接受新总处的领导。 这迫切需要由政务院颁布新的中国银行条例和章程,组成新的中国银行董事会,任命新的董事长,以便海外分、支机构获|得合法证件,并向所在地政府重新办理登记注册手续。这是一件关系到正确对待商股的政策和中国银行海外机构长期存在的大事。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云都亲自过问。
为了审定中国银行的新条例、新章程,陈云亲自听取了龚饮冰等人的汇报。 随后, 他还把中国银行的旧条例、旧章程都调去详细查阅。 不久,中国银行新董事会的官股董事和监察人的名单也定下来了,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对原有中国银行的商股董事和监察人,周恩来总理指示:只要不是战犯,全部予以承认。另外,他说原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和商股董事张嘉璈、陈光甫等都要选为常务董事。
3月22日, 新华社发表了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
查中国银行之股权,除三分之一商股外,国家投资占三分之二,为公私合营的银行。 现在全国业已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早经建立,该行之国家投资,自应为中央人民政府所有。为加强人民政府对该行的领导和监督,特指定南汉宸、曹菊如、马寅初、胡景沄、沙千里、章汉夫、章乃器、王绍鏊、龚饮冰、冀朝鼎、詹武、孙晓村、郑铁如等13人为该行官股董事。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许涤新、李世璋等5人为官股监事。中国银行原有之商股董监事,除战犯外,均继续有效。该行应于短期内,迅速召集董事会议,以推动业务之开展。
4月9日,中国银行新的第一届董事会在北京召开。
开会前, 新总处通过香港分行经理郑铁如把开会通知书送到在香港的原中国银行商股董手中,并表示欢迎他们前来出席会议。 宋汉章、陈光甫、张嘉璈、杜月笙、李馥荪等都亲自写了委托书,委托郑铁如代表他出席会议。
这时,一部分董事跟随蒋家父子到了台湾,他们也在台北策划恢复所谓“中国银行”。但是,宋汉章坚决拒绝了他们的邀请,经郑铁如等人做工作,他同意出任总行在北京的中国银行董事。
在董事会上,南汉宸、宋汉章、马寅初、张嘉璈、章乃器、胡紧云、陈光甫等七人被选为常务董事,何香凝为首席监察人。会后,政务院指定南汉宸为中国银行董事长。这次董事会还通过了许多有关新总管理处成立的议案,如建议政府修订公布<中国银行条例>;追认上海解放后,因原总处负责人离散,由政府临时任命的龚饮冰为总经理,冀朝鼎、詹武为副总经理,并追认他们在本届董事会以前自1949年6月6日起的一切行务措施;追认总管理处迁北京办公;规定发给国外行处主持人及派往国外人员之授权书仍照旧例由董事长或总经理签发;通过总经理龚饮冰的行务报告。
至此,中国银行新的领导机构正式组成,不久迅速复业,开始了中国银行历史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