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16日,在朝鲜战争战火正旺之时,美国颁布《冻结中朝资产条例>,把中国公民在美国的大量存款进行冻结。 尽管国外一些存户想尽办法取回了部分存款,但是,绝大多数存款特别是存户地址在中国大陆的,往往难以支取自己在美国的被冻存款。除个人存款外,美国非法冻结中国各银行外汇存款共4156万美元,在美国境内1224万美元,在美国境外 2932万美元。
在美国境外的存款中,有一部分是解放前各银行在国外银行开立的往来账户的余额,但大部分是各地中国银行通过公私合营银行或国内六家外资银行华比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有利银行、美国商业银行代理收付贸易和非贸易业务项下的资金。这些款项,都是以公私合营银行各行或外资银行的名义,转存于纽约、苏黎世、巴黎、布鲁塞尔以及香港等地的代理行或其本身的联行。
美国非法冻结中国资金,中国银行损失巨大。 但是,这六家国内外资银行的存款,是由这些银行以自己的名义转存国外,因此,中国银行一直不承认其无理冻结,并多次与有关银行进行交涉,追索偿付。
可是,解冻追索工作与复杂的国际形势、政治气候密切相关,它不仅是一项经济斗争,还是一项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国银行董事长南汉宸知道这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密切注意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相机行事。
1958年,一个机会来了。
年初,苏黎世瑞士联合银行给中国银行及公私合营银行各 行寄来美元存款账户的对账单,从过去的普通户改为了自由美元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发现这个问题时,马上报告分行行长。
上海分行行长一听,马上意识到瑞士银行对中国的态度有了变化。随即,他选择浙江第一银行在瑞士联合银行的账户试调存款1000美元折合瑞士法郎,果然取得成功。 于是,他迅速上报总行。
南汉宸等人接到报告后,马上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大家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绝 非偶然。有人说:“这是一个好现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中国银行对外业务明显增长,不少外国银行与中国银行往来的愿望增加。”
龚饮冰问道:“是不是出现了解决被冻存款的有利条件?”
南汉宸马上进行布置说:“要抓住时机,加大追索力度,争取提早收回一些被冻的呆滞资金,支持国家建设.”
随后,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银行上海、天津两分行都分别采取行动,以中国银行及公私合营银行原单位的名义,将在瑞士联合银行的美元存款陆续调换成瑞士法郎, 最后,103万美元存款中的 102万美元松成了瑞士法郎,中国银行及其他银行原来在瑞士联合银行无法动用的资金全部复活。
在中国银行复活存于瑞士联合银行资金的同时,南汉宸又指挥中国银行向汉堡及柏林的德累斯顿银行、温哥华的加拿大皇家银行、鹿特丹的鹿特丹银行,解冻上海中南、金城、浙江第一银行等行的美元存款并一一获得成功,原存的美元或折成英镑交给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或兑成西德马克,最后拨存到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账户上。
瑞士联合银行等几家银行美元存款的先后解冻,马上产生连锁反应。这些年中,渣打银行在上海分行的业务量及盈利大有增长,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和伦敦渣打银行的资金拆放也较多,两行关系比以前还密切,这时英国也希望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因此,经过几次交涉,渣打银行将冻结的85万美元连同利息全部折成英镑,然后开出支票一次付还给中国。6个月后,汇丰银行总行闻讯,也马上来函,表示愿意偿还265万美元。其中,包括欠中国银行冻结美元及该行解放前后对私人和公私合营银行负债等,265万美元为全部债务的最后清偿。随即,中国银行派人与它核对负债数字,交涉利息。经过反复磋商,1965年7月,经双方商定,由汇丰银行付1600万港元作为最后的清结。
通过努力,中国银行在解除被冻结美元存款上收到一定效果,中国各银行存在美国境外银行的500万美元存款早日收回了,但是仍有2400余万美元未能解冻。其中,主要是华比银行1017万美元,东方汇理银行1138万美元,瑞士银行204万美元,瑞士信贷银行48万美元。虽经多次交涉,但这些银行仍借口美国冻结无法偿还,因此,追偿之事只好暂时搁置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