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筱庵死后,杜月笙等人在通商银行少了劲敌,从此,他们在银行内便肆无惮忌,为所欲为。
1944年,孔祥熙、宋子文和杜月笙等人又阴谋利用通货膨胀的机会,将通商银行的官股由商股承受,进一步化“官”为私。
在孔祥熙和宋子文的授意下,董事长杜月笙等出面,向财政部表示愿意交清多年积欠的发行准备金,但又提出在交清欠款的同时,要求把原有官股改由他们筹集商股来承受,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因为现在通货膨胀,他们用比原来投资时实值不知低多少万倍的不值钱的法币,来充原来用金银做的发行准备金,通商银行的官股一下子全部转人私人的腰包。
在孔祥熙和宋子文打招呼下,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同意照办。 另外,他还指示中央银行给予3400多万元的低利贷款。
然而,这场化“官”为私的戏法,因消息泄露,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消息泄出后,参政员群起责难,提出质询,追问现时还股究竟是;按照投资法币额计算,还是按银行现时资产净值计算;并提出解决办法:(1)退还期票;(2)撤销原案;(3)彻査承办人。 行政院长宋子文不得不召集财政部长及杜月笙等商量对策,最后,几个人议来议去,宋子文说:“社会上既有误会,决定暂时作罢,退回官股款即由财政部交还,恢复官商合办原状。”
“那,就不'还'欠款啦?"杜月笙问道。
宋子文说:“留待抗战后,银行财产可以清算时再行洽商退还官股办法。 ”
这 时, 蒋介石也装模作样地给总管全国银行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下令:“査四明,中国通商及中国实业等三行前因退还官股引起参政员之责难,兹经决定将三行退还官股仍予发回,恢复官商合办原状。”
通商银行一场大难暂告消失。
但是,宋子文、杜月笙等并没有死心,1947年这一丑剧又继续开演。这一次,他们接受上一次失败的教训,首先用巨款买通有势力的立法委员,迫使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通过《“三小行”官股由政府按净值分别收回》的法案。然而,这时国民党政权已面临全面崩溃,其内部更加四分五裂,这一阴谋又遭到另一部分没有打点到的人的激烈反对。
宋子文和杜月笙化官为私的阴谋终于没能得逞。
这时,国民党已发动全面内战,为了筹措战费滥发钞票,造成物价急剧上涨,经济濒临崩溃,市场混乱,投机盛行。
而通商银行在杜月笙等人的几番折腾下,早已丧失信誉,资金来源日趋狭隘,存款锐减。到1947年底,账面存款余额虽高达64亿元,但折合黄金仅值7600多两。一个大银行,区区7600多两黄金存款哪能支持得下?
到第二年年底,通商银行全行的存款余额为金圆券560万元,折合黄金只有1500多两。随着国民党战局的日益恶化,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纷纷将资金汇往南方各大城市,有的转口香港,甚至转往国外。一时之间,上海通商银行的汇出汇款余额竟大大超过同期存款余额,而跃升为资金的主要来源。
通商银行的资本在恶性通货膨胀中, 陆续被国民党四大家族及其代理人杜月笙等以假公济私、巧取豪夺的方式抽逃殆尽。这个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到上海解放前夕,除了一些房地产以外,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留待人民政府接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了通商银行的官僚资本部分作为公股,根据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它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派出公股代表,具体加强了对通商银行的领导,通商银行成为我国最早的公私合营银行之一。1951年5月,它同其他银行组成联合总管理处,不久,它和上海其他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一起参加了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组成部分,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此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