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银行从30年代成立后,一直成为蒋介石对内反共的御用工具,终于它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强大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末日。
1948年,蒋介石的军队在东北战场上接连打败仗,眼看就要完蛋了。东北一些大城市如沈阳、锦州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门口虽然还挂着牌子,但人员早已撤走了。但是,惟独这里的农民银行分行,根据总管理处的命令,“誓与城市共存亡”,顽固地守着“摊子”。
“誓与城市共存亡”就是“誓与蒋介石政权共存亡”。 农民银行就是这样把自己紧紧地拴在蒋介石反人民内战的战车上,顽固地支持蒋介石作垂死的挣扎。
但是,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行进,几个月之后,农民银行总管理处的人员就忍不住从南京向南逃跑了。逃跑是分两路走的;一路到杭州市郊塘栖镇,准备从此再逃往广州、香港或台湾;另一路到上海。到上海的这一路也有两种打算;一是去广州,一是去台湾。去广州还是去台湾,则取决于日后军事形势的发展.
为了给撤退预作准备,农民银行信托部在广州设了一个点。总管理处|又派人到台湾找房子,并在台湾设立了农业供销公司筹备处。在“找后路”的同时,总管理处在人事方面也做出了安排,必要时一、二把手陈果夫、李叔明先跑,三、四把手留下维持局面。
1948年11月29日,总务处首先发出<最速件通知>:
通知
最速件
迳启者奉谕为适应目前战事体制起见,决将本处各处室大部分人员及重要公物迁移杭 州塘栖崇裕丝厂办公,在京酌留必需人员工作等因,自应遵办,相应函达,即希查照,迅将赴杭人员名单及运杭公物数量,于三日内开示,以便统筹办理,万勿延误为荷。
总务处启
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份通知发出后没几天,12月6日晚,董事长陈果夫在苍茫夜色中,偕妻子兼老父及家人一行数十人登船离开上海,前往台湾。
1949年2月3日,总务处又发出<最速件通知>:
迳启者,查本处现经奉准分移福州、广州,厦门三址办公,亟待陆续起程, 以便开始工作。 兹随函检附同人随行移动调查表份,至希察收转发各同人分别填注,于三日内送还,俾便汇办,而利行程为荷。
总务处启
三十八年二月三日
6天之后,中国农民银行三个副总经理又致电已在台湾的董事长陈果夫:
“先行调派一部分重要人员赴穗,其余分别留上海、塘栖办公,以期兼顾。是否可行,敬请核示。”
当日,陈果夫批示:“所陈意见甚是,准即如拟办理。"
于是,各处又马上收拾东西,准备转移。但是,各处把全部家当收拾停当后,由于“当家人”已早去台湾,迟迟不见启程的通知,众人又不敢擅自“逃岗离职”,只是苦等通知,结果,21日南京解放了,他们还在上海不见动静。原来,这些总经理、经理什么的全都忙于安排自己的家眷和私产转移逃台事项,哪顾得上农民银行这个烂摊子呢!直到4月26日,中国农民银行总管理处才迟迟发出一份《临时通知>:
奉赵代总经理手谕:“本行总处奉财政部令迁穗,所有主要契据、文卷、账册等,应由各主管单位负责携同南移”等因,相应通知,即请查照为荷。 致总处各处科室
中国农民银行总管理处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于上海
然而,这份临时通知太迟了。
解放军就像天兵天将从天而降,各处的退路很快被截断。5月25日,上海很快得到解放。 原来准备逃跑的一些人,有的没来得及逃走,有的鉴于大局已定,也就不愿走了。结果,逃往台湾的只是少数几个头头。农民银行的档案也未被弄走。
随即,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中国农民银行总管理处。
接管时,总管理处共有人员1700余人,其中原在上海包括信托部的约1300人,从各地行处撤退下来的约400人。军管会在接管总管理处时,没有接收到多少贵重的东西,只收到100多两黄金,几百包大米,再就是房子和家具。据说上海解放前夕,总管理处把200万美钞弄到台湾去了,一些值钱的东西也搞走了,一部分档案被烧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