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度过多次危机
华商银行倒闭事件
20世纪20年代,香港商业凋敝。1922年爆发的海员大罢工是香港社会及政治史的转折点,东亚银行未能幸免,也遭受到罢工的影响。当时的东亚银行董事会主席庞伟庭也承认,经济不景气加上政治及社会动荡,1922年俨然成为一个“坏年头”。
两年后,即1924年爆发的华商银行倒闭事件,使香港又一次遭受到重大打击,银行业所受到的影响尤其直接。华商银行股本为500万港元。一般人都认为华商银行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华资银行,其分行遍布越南、美国纽约(是第一家在纽约开设分行的华资银行)、中国广州及上海,在南美洲也有代理。1924年,市场先是传闻华商银行在外汇买卖方面出现损失。6月初出现少量挤提,继而情况日益严重。6月12日,银行被迫暂停支付存款。不利消息传到广州后触发广州分行存款客户挤提存款。上海分行虽然与当地广大居民关系良好,也不得不停止营业。
华商银行一向声誉良好,其倒闭的消息震动整个香港金融界。虽然以往也曾有小型银行倒闭,但从来没有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尤其因为华商银行在倒闭之前刚刚以80万港元购买了一家旅店大楼,并计划把银行办事处搬迁到该大厦。华商银行的倒闭极大地影响市场和民众对华资银行的信心,很多存款客户立即要求把存款从华资银行调往外资银行。
东亚银行也受到牵连。尽管东亚银行在华人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定期及活期存款数额仍然从1923年的1040 万港元下降到1924年的800万港元。幸亏东亚银行上半年度业绩较好,董事会为阻止谣言蔓延并重建客户的信心,决定在当年9月破例发放中期股息,每股达3港元。华商银行倒闭对东亚银行也有利好的一面,华商银行越南分行倒闭后,东亚银行在当地分行的业绩有了长足的进展。
东亚银行经营方针一向审慎,选择客户相当严格,这一特点在当时已经家喻户晓。在挑选贷款客户方面,银行更是仔细谨慎,以免出现坏账;对于存款客户,东亚银行也是有所选择的。当时东亚银行每日允许开设的新户头最多只有两个。至于其余的申请人,银行会请他们明日再来。对于来往户头,东亚银行审核就更加严格。
东亚银行坚实可靠的声誉是逐步建立起来的。 其后香港银行业发生多次信心危机,东亚银行都能凭借这来之不易的声誉安然度过.事实上,东亚银行每经历一次信心危机,就增加一分声誉,逐步成长为今日香港历史最为悠久的华资银行之一。
1935年的银行挤提风潮
1924年华商银行倒闭,已经暴露出香港银行业的某些弱点,因而大众要求政府采取新的法例,但是政府却未能有所作为,形势也就每况愈下。
1931年后,若干银行开始感受到压力,一些银行开始倒闭,另一些则苦苦挣扎。最先遭殃的是和丰银行。该行于1917年在新加坡创立,其后在香港开设分行.1931年新加坡追随英国脱离金本位制,这使和丰银行遭受沉重打击,其香港分行也难逃厄运。在1932年,和丰银行只好凭借与其他两家新加坡银行合并成华侨银行,才得以延续下去。
1935年的情况更加严重.1月嘉华银行宣布暂停营业,由此开始引发恐慌。嘉华银行于1923年创立,起初总行设在广州,其后才迁至香港。广州分行因过度发展物业按揭,后因无力支付客户提款,被迫关闭。 考虑到嘉华银行为华资银行,华人银行公会最初曾考虑支持,但鉴于经济衰退,都感到无法弥补。嘉华银行虽于4月初恢复营业,但更大的危机接踵而来。
9月广东银行受到挤提,被迫暂停营业。价值10港元的股票暴跌至2.5港元,而且据传有人私下里愿意以更低的价格出售. 其香港总行营业后,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令其旧金山市分行停业。广东银行为香港历史最长的华资银行,拥有大量的华侨资本,普遍认为该银行十分稳健,但因经济衰退,华侨失业,被提取的存款达到1000万港元以上,最后实难力挽狂澜。
事件影响迅速蔓延,工商银行随之受到挤提,虽然银行管理层保证地位稳固,还招募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疏散、控制焦虑的群众,挤提浪潮也曾一度平息,但银行最终还是被迫限制存款客户只能提取两成的存款,这对恐慌并未起到安抚作用。
随后,与永安,先施公司关系密切的国民商业储备银行也被提取存款80万港元,遭受到致命打击,宣布停止营业,该行在汉口、广州、上海、天津的分行也宣告停业。
刚开始的时候,位于国民银行旁边的东亚银行也受到牵连。一群紧张焦急的存款客户聚集在东亚的大堂内。当时只有十多岁的李子方之子李福泉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我正在银行接我父亲,看见大堂内一大群人。简先生和我父亲都神色张皇。银行的员工正把金条搬到大堂,放在显眼的地方,好让大家看个清楚。人人都看见了,人群渐渐离开.”
由于东亚银行实力雄厚,才得以安然渡过难关,不仅在香港,在上海也是如此。香港银行挤提的消息传到上海,自然也引起恐慌。广东银行和国民银行的上海分行随即遭受挤提,致使前者停业,后者也被迫暂停营业。
东亚银行香港总行的情形在上海分行重演。 香港华资银行陷于困难的消息传出,难免使上海存款客户对东亚银行也一时失去信心,因此挤提也波及其分行。幸亏该分行机灵,准备充足,正如总行一样。上海分行将成百箱银元从上海汇丰银行浩浩荡荡运送回来,堆放在营业大厅内,掀开箱盖,展示实物,不论提款数目多少,均以银元支付,从容应付。 打算提款的客户见此情形立即放心,秩序良好,陆陆续续疏散离去。部分已经提取存款的客户,面对大堆大包的银元,不知所措,既后悔又窘迫,无可奈何之下,硬着头皮向银行职员要求重新开立户头。 他们深感自己庸人自扰,不但损失了利息,还在众人面前出尽洋相,贻笑大方。
一场挤提风暴以客户恐慌万端而来,抱愧含笑而去,戏剧性地在一天之内结束,一时传为佳话。
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这场风波反而给东亚银行带来不少好处。 上海分行一方面因为部分存款客户在期满前提取存款而省掉利息,另一方面也因市民鉴于东亚银行之稳固慕名而来开设户头,新存款客户的存款量竟然比上半年增加五成。在香港和上海两地,这次信心危机反而加强了东亚银行“稳如泰山”的美誉。
在1924年华商银行事件和1935年银行业危机中,东亚银行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赢得“华南最稳健、实力最强的华资银行”的盛誉。
20世纪60年代的银行业危机
1954年至1955年香港的生产总值达到40亿港元,与1950年至1951年的28亿港元相比,增长40%.自此之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经济一直都以惊人的幅度增长。香港由一个依赖对内地贸易的转口商埠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商埠。与此同时,工业发展的突飞猛进又使香港很快成为全球一个重要的制造业中心。
在欣欣向荣的经济背景下,香港的银行业取得了巨大发展。生产总值的大幅增长、资金的持续流人、金融的无比稳定,以及香港居民“银行意识”的不断提升,都促进了银行业在许多新领域的发展。
银行过速发展,难免会出现恶性竞争的倾向。到1961年上半年,银行业的恶性竞争已变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在利率方面。为了吸引客户,某些银行先是降低透支利息,减少信用证的保证金,提高存款利率,延长进口货物的付款期。后来他们变本加厉:发放贷款不要求可靠的担保;顾客无须出示财政状况证明,或者虽然出示但却不核实;抵押品估值过高;信用证不要求保证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总而言之,他们为了抢生意,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银行营业方式在竞争中往往变得轻率和马虎。
东亚银行在此期间的业绩良好,但若与香港一些华资银行在同一时期突飞猛进的表现相比,还难免逊色。简东浦对此心知肚明,他仍然冷静地坚持认为,获取巨额利润并不难,问题是银行准备为急功近利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同僚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反复向持怀疑态度的人解释他反对冒进的理由,他最爱打这个譬喻:“你愿意今年赚一点钱,明年再赚一点钱呢,还是愿意今年赚一大笔钱,到明年却做不成生意呢?”这个譬喻看来简单,却是他多年来在香港从事银行业的经验结晶。
因此,东亚银行一如既往,继续将流动资产比率保持在80%以上的高水平。而香港银行界的平均比率却在不断下降,在1955年仅仅为53.3%,到1961年更是下滑到34.3%,事实上,有些不太负责任的银行竟然允许自己的流动资产比率低至18%~20%.眼看着这么多银行不必要地置身险境,简东浦深信,银行危机的发生只是早晚的事情。
终于,香港银行业在1961年又爆发了一场危机,起因是九巴与怡和这两家大公司分别在该年4月和6月发行新股。
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掀起了一股疯狂的投机热潮。在1961年前6个月里,大多数股票的价格都攀升了20%~50%.在这样的市场投机气氛下,任何新股上市当然都会被市民踊跃认购。 牛市驱使小投资者不分青红皂白地疯狂抢购任意一只新股。据李福和说:“人人都在抢购,你本人如此,你的司机、你的女佣也是如此。”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九巴股票的认购数量已超过发行量的5.5倍。由于所有的认购者不论成功与否,都必须将款项以支票交付给经纪人,结果支票过户总额高达2.5亿港元。在支票过卢之后到退款给认购不成功者之间这一段时间,许多银行都感到周转异常困难。
接着,怡和在5月1日又以每股16港元的价格发行90万新股。这一次认购热潮更加疯狂,简直就是非理性的。到6月16日为止,已有32000人参加认购,认购数量超过发行量56倍!过户支票总额高达6.48亿港元。当时负责金钱往来的李福和还记得,有一次他不由得“脸色发青”。因为在一个星期六,汇丰银行将所有东亚银行支票全部兑现后,东亚银行在票据交换所居然连一点现金都没有剰下.
可以想象得到,像东亚银行这样流动资产比率高达八成的银行尚且感到紧张,那么其他比率低得多的银行又会处于何种窘境呢?事实上,当时市场上已有流言飞语,说某些小银行已无足够的现金可供提取。当然,银根紧张仅是暂时的现象,整个银行业并不存在银根紧张的问题,因为支票过户只是银行之间转账而已.不过,对于那些流动资产比率低至18%~20%的小银行来说,从认购开始到认购不成功者获得退款为止这一期间,情势确实非常危急。1948年颁布的《银行条例》对流动资产比率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因此极有可能出现风云突变的局面。
谣言传出几天后,廖创兴银行在6月14日就发生了挤提。据说挤提的存款客户多达2万人,银行在三天内被提取了3000万港元的存款。 挤提一开始,廖创兴银行就向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求救,这两家英资银行在6月16日宣布给予支持后,风潮才平息下来。
这一事件充分反映出香港银行业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隐伏的危机,而东亚银行凭着坚忍不拔的精神,才能在逆流中保住自己,稳扎稳打,平稳前进。1965年的危机及其恶果,更促使东亚银行同人坚持稳健政策。当年情势之危急,已迫使银行业只求侥幸生存下去,暂时都不敢有任何其他的奢望。1965年春节前,明德银号无力兑现支票,2月4日宣布向高等法院申请破产,引发席卷全香港的银行业危机。
明德于20世纪40年代初成立,本为钱庄,成立之初专注于美元汇兑,五六十年代大量投人房地产买卖。1964年底房地产价格锐降时,明德虽拥有不少落成或未落成的物业,但由于形势改变致使资产价格严重缩水,已无力清偿债务。
明德倒闭的消息,引发对广东信托香港仔分行的挤提.近千人聚集在门外,不得不召集警察前来维持秩序。尽管该银行再三保证现款充足,存款客户仍不断提取存款。广东信托为中型银行,1931年成立,向来不太活跃,50年代开始采取积极进取的策略,在郊区广泛设立分行及办事处,1965年初已有25家分行。
2月6日,星期六,广东信托香港仔分行营业至晚上7点,为使存款客户安心,宣布第二天仍照常营业.第二天早上,该行元朗分行受到围困,香港政府宜布该行由银监专员接管。财政司向市民保证,银行系统有足够资金,并解释广东信托的困难与其他银行无关,也不会对香港健全的金融体系造成太大的破坏,广东信托只是不负贵任谣言的牺牲品。香港的稳定依赖于香港市民的信心,当前形势根本不足构成失去信心的依据。
然而其他华资银行挤提的情况并未因此而停顿。 恒生银行、安永银行、道亨银行及永隆银行门前,聚集着大量人群,中区交通被阻塞,恒生的情况尤其狂乱。而此前不久,恒生银行才刚取代东亚银行成为香港本地注册的第二大银行。
东亚银行提取的存款要比平时多,当然这是无法避免的,但从未像其他银行达到“大恐慌”的程度,东亚银行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从汇丰银行取得足够数量的现钞。银行职员仍记得,当时需多次到汇丰银行提取大量现钞以满足需求。奇怪的是,缺少的是小额钞票而大钞并不缺,更奇怪的是,不少人从其他银行提取存款后,又存放于东亚银行的保险箱内。其后,更有不少人到东亚银行开设新户头存款.
东亚银行的海外联系银行得知香港情况后,纷纷主动提出给予援助,东亚银行自信财务健全,均委婉谢绝.其他银行却无力支持,2月8日晚,汇丰银行保证无限支持恒生银行,并称准备支持其他银行渡过难关;渣打银行则保证支持道亨银行和广安银行。
然而挤提并未因此而停止,提取存款的队伍第二天早晨再次出现。十分明显,汇丰银行本身也缺少现钞。只认现钞的一般市民难以明白,银行系统无论如何健全,都无力应对所有客户在同一时间以现钞全部提取存款。1964年,全香港存款总计65.68亿港元,而流通货币毕竟只有14.05亿港元而已.由于现钞短缺,市民更加恐慌,为阻止形势恶化,银监专员于2月9日下午宣布紧急(银行管制)法规,限制每户提存现金不得超过100港元,支票支付或过户则不受限制。银监专员受权指令所有银行将结存现钞转人三家发钞银行。由于部分问题的确是由现钞短缺引起的,政府宣布英镑为合法货币,从英国银行购人2000万英镑现钞。
香港总督为平息风波并试图教育市民认识基本货币原理,通过电台发表讲话,由人代以粤语宣读:“由于太多市民于农历新年前后都到银行提取现钞,而大量现金经常被提取时,流通所需的现钞就有全部被提清的危险。我再次强调,钱,就本来意义而言,完全不缺,短缺的只是钞票而已.”
东亚银行同人并不认为限额提存足以控制局面。经验证明,限额提存只能引起大家恐慌而一再前来提款,随意提存则可消除恐慌。限额提存对客户并不公平,可能有人的确急需现金,却无法取回自己的钱。东亚银行资金充足,认为不应被卷人漩涡,因此仍允许定期存款可于期满前提款。理论上存款为银行的债务,债权人有权随时收回。 银行向存款客户做出这样的保证,存款客户心理就会踏实,也就不再随波逐流地仓皇提款。
东亚银行认为,如果香港现钞短缺,当然可以英镑、美元为合法货币。虽然东亚银行也遭受现钞短缺,但并未感到恐慌。 东亚银行在汇丰银行有大量存款,在急需时,可以汇丰本票应对需求,因此客户放心,也不急于将本票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足以解释为何东亚银行的存款客户相对冷静。简悦强副总经理义正词严地反对限额提款,因银行“应该对客户有信心”。
东亚银行确实有能力采取如此姿态。1965年东亚银行仅有4家分行,客户类别也不多。银行主要是大客户,小客户仅占少数。这样的存款客户结构,能相应减少小客户的过激反应。然而最主要的是,东亚长期享有稳健银行的盛誉,具体数字也足以证明。1965年,银行贷款占存款的比率仅为51.7%,低于汇丰银行的54.8%,更低于恒生银行的74.7%.
2月11日,首批英镑现钞运抵香港。其时,信心已开始恢复,港元现钞又再存入银行。一周过后已可取消限额提款的规定。所有银行,包括感受压力极大的银行,都恢复正常运作。 英镑现钞已无需运用,随后又被运回英国。银监专员的检查报告称,就整体而言,银行系统的实力在挤提中所受的影响非常微弱。2月24日的存款总额,较之1月1日仅减少2%,但却造成银行存款在某种程度上的再分配。 东亚银行存款增加,不少客户在其他银行排队提款后,又到东亚银行排队存款.就1965年而言,东亚银行的往来账户及其他账户存款,由7600万港元上升为3.26亿港元,是银行有史以来年度增幅最大的一年。然而事态并未就此结束,正当 市民认为银行业务在缓慢而稳定地恢复正常的时候,银行业又一次遭受打击。4月初,恒生银行又遭受严重挤提。 事后发现,挤提源于恶意中伤,谣传该行一名董事接受警方调查。谣言虽然被正式否定,恒生银行及汇丰银行也一再做出保证,挤提者依然排山倒海而来,4月5日这一天就被提款8000万港元。最后恒生银行将大部分股权卖给汇丰银行,汇丰银行则出面支持.4月9日,全香港传媒反复报道汇丰银行收购一事,挤提最后才得以遏制。
事后获悉,汇丰银行要求以6700万港元收购恒生银行76%的股权,恒生银行则坚持以1亿元出让51%的股权。结果以恒生银行所定的收购价及股权百分比成交。
1965年简直是香港银行业大恐慌的一年。到了年底,还有两家小型银行面临倒闭,只是并非因为挤提,而是由于存款客户清账,当时如果没有外力援助,势必倒闭。
接二连三的危机,尤其是恒生银行被兼并,令不少华资银行感到不寒而栗,正所谓唇亡齿寒. 简东浦多次大声疾呼,反对不顾一切地扩张,银行同人更深切庆幸简东浦坚决推行的稳健政策。
多次危机表明,不但管理不善,资金不足的银行可能败落,而且,即使精明灵活、勇于进取、管理稳健、有偿付能力、流动资金合理的银行,比如恒生银行,也可能因恶意谣言而受到损害。 这场风暴反映出银行仅仅只有稳健还不够,信心才是存亡攸关的。银行必须不惜代价,赢得公众信赖,建立不朽的盛誉,使谣言无隙可寻。反击谣言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强化自身,这就是教训。
东亚银行在危机中存款不减反而大量增加,并在香港及海外加强其形象.对银行不受危机干扰的强大能力,欧美银行业印象极深,更热衷与东亚银行合作。
